戊戌九月初八(10月16日)，李希凡先生應邀出席了我們北京曹雪芹學會舉辦的重陽雅集。先生雖然行動有些不便，但在女兒李芹的陪伴照料下，依然愉快地參與了五個多小時的座談、聚餐等一系列活動。席間，我老伴兒毛秀月看到李芹對老爸的精心照顧，對李先生說：“女兒這樣孝心，您真有福氣！”先生愉快地回答說：“我有三個女兒……”而我此次見到先生，除了幾句問候，幾乎沒有交談——在我的潛意識里，以為這樣的聚會、交談的機會，日后還有很多、很多……然而，然而誰能想到，此次見面竟是永訣！僅僅十三天之后，先生永遠離開了我們……

將近四十年前，在成都的一次關于《三國演義》的學術研討會上，我第一次見到身材魁梧的李希凡先生。先生在會上、會下都說了什么，今已沒有印象了，只記得，幾位年輕的與會者在會下開玩笑說，千萬別和李希凡先生住同室，他的鼾聲太大了……但是，“李希凡”作為兩個“小人物”之一的名字，我在上世紀五十年代讀中學時，就已經很熟悉了。在學校的閱報欄前、圖書館里，都讀過先生關于《紅樓夢》的文章。但那時，僅僅是感到很有興趣，卻并不理解當時年僅二十幾歲的“小人物”的文章在學術史特別是紅學史上所具有的開一代新風的價值與意義。

后來，到大學讀中文系了，在學習過程中，我發現，無論是研讀文學史或文藝理論，都可以從李希凡先生的著作中得到教益。特別是在研讀《紅樓夢》專題的時候，感觸尤甚。前人的紅學著作，已經“汗牛充棟”，而一旦閱讀了李先生之文，則確有別開生面之感。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背景下，絕大多數的知識分子，是愿意并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但面對很多具體問題的時候，如何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進行研究和闡釋，應該說還并不成熟。因此，可以說，李希凡先生當時的體現著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紅學研究，正是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解決具體問題的一種示范。在李先生筆下，《紅樓夢》既不是一部供人“猜謎索隱”的閑書，也不是僅僅描寫談情說愛的言情小說，而是一部偉大的批判現實主義文學杰作。正是在這樣的前提之下，先生對這部作品的藝術成就、審美價值作了廣泛深入的探討和精微的闡釋。這一切，無疑給《紅樓夢》的讀者，特別是青年讀者，顯示了一條正確閱讀與研究《紅樓夢》的道路。我作為一個《紅樓夢》愛好者，讀李先生之文、之書，確實受益殊深，激發了我對紅樓藝術探討的熱情。

我們稱贊、敬佩李希凡先生對紅學的貢獻，無疑是理所當然的。但這絕非是李先生的“全部”。李先生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對一系列文藝理論問題和種種復雜的文學現象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的關于古代小說、戲劇和魯迅的研究，給我留下了極深刻的印象，為我多年的教學與科研提供了很大的幫助。

1980年中國《紅樓夢》學會成立以來，開展了無數次相關的學術活動。我與李先生也有了多次會面的機會。朋友們一向贊揚李先生為人寬厚、心地善良，對朋友、后學時時給予熱情的幫助。但先生絕非“一團和氣”之輩，我親眼見過他怒斥某些無視歷史事實、信口雌黃的論者，在原則問題上，先生絕不“寬厚”。我覺得，在學術研究上，李先生有兩大特點，一是尊重歷史，即把很多復雜的過程，置于真實的歷史背景之下予以闡釋；二是堅持自己認真思考、研究過的確認為正確的觀點。特別是第二點，是很令人敬佩的。先生直至晚年，依然毫不隱晦自己是“毛派紅學”。在學術界，觀點的多元，是正常的，但“風派”的無聊，卻當另論。而李先生無論面對怎樣的風風雨雨的客觀形勢，都堅持著自己的觀點，堅持馬列主義，堅持唯物史觀，這的確是難能可貴的學術品格，充分體現了我們今天所倡導的“理論自信”。我想，我們今天在悼念李先生的時候，最有意義的，就是學習先生的這種品格。

李先生走了，這是無可挽回的事實。記得在幾次與先生閑談的時候，他都說過：“你與(胡)文彬是屬兔的，我也是屬兔的，大一輪……”是的，無論從學識、成就和年齡上來說，先生都是我的師輩，我將永遠記著這位老師的一切，他的音容笑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