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產量雖然不高（196首）、寫作年齡不長（十年），卻是百年詩史標志性人物、受眾最熱捧的詩人之一。

輸入關鍵詞從中國知網搜索，有相關碩博論文152篇，期刊文章1796篇，研究專著（含傳記）47部（海外也有40部）。可以說，新月派的首席詩人從眉毛到腳趾頭，都被“搜刮”了一遍，所以要從90年的徐志摩研究中寫出新意，談何容易。

近日，第五屆中國（海寧）徐志摩詩歌節期間，“新月志摩”徐志摩詩學研討會在海寧舉辦，此次研討會收到來自全國各地十幾篇有意思的論文。

燎原《徐志摩詩學斷想》有兩點深得我心。一是公眾一般都是以自己的直覺，對一首詩做出認領，可能是淺層的，但又是本能的，表明這首詩作必然有其獲得人心的道理；但我們的批評系統總是以理論化的所謂深刻蔑視這種直入人心的直覺，造成評價的巨大落差。徐志摩得到受眾長久擁躉的現象，值得批評界好好探源與反思。二是徐志摩的“細嗓子”式文本具有很強的穿透力，關鍵在于徐詩人神秘的根性；在于赤子的單純、任性、不世故。他再次證明，詩人本質是天賦性的。強制不得、偽裝不得、刻意不得。徐志摩可以成為檢驗純真詩人的一面鏡子。

向衛國《徐志摩詩歌的當代接受簡論》用了“五個一”，即一項調查、一次爭論、一點分析、一些回顧、一個預測，全文價值在于問題意識：西（川）、王（敖）之爭。前者決然斷言：從世界化或國際化的眼光看，徐志摩們都是落后的詩人，因為西方詩歌早已現代或后現代化了。后者堅持：“浪漫主義詩歌所提出的關于自我，世界，自然和想象力的基本設想，仍然代表了現代世界中關于詩歌的最強大的話語。”——這就從中拎出了一個帶根本性的詩學命題：如何看待主動改造了的浪漫主義或曰“新抒情主義”。在筆者看來，當代詩學中抒情主義的復活，是對鋪天蓋地泛濫敘述的一種反彈和維修，是對抒情與敘事重新取得平衡的努力，當然，也是對徐志摩具有源頭性貢獻的肯定。

孟澤的《徐志摩詩學》側重從詩人的眼光、視野、襟懷、性情去辨識徐志摩的感性詩學。包括“藝術只是同情，平衡只是發現”的說法，是早期新詩理論中極其高明的見解；包括以“內在的音節”去領會“詩的真趣味”的本體觀；包括心靈對“新詩”的感應伴隨自我省思與自我詰難；包括對“新詩”的期望，一方面肯定了“新詩”與民族精神的相關性，另一方面近于宗教性的信仰情懷，大大高揚了現代人道主義理想和獨立審美精神。藉此將“詩化”人生態度與“美文本”鑄造成真切的感性詩學。在今天大講思辨、智性的當下，徐志摩真切的感性詩學仍具有重大的承傳價值。

王東東討論的是徐志摩的另一種“民主詩學”。王東東論述了徐志摩將浪漫主義的詩學原理與自由主義的政治觀念聯系在一起，建構自由主義式的民主詩學：體現在浪漫主義的自我表現、紳士化的“平民觀照”、“擴大凈化的人道與同情”、自我抒情之聲趨同于“叫化的聲音”、個人性靈支點上對社會內容的某種敞開，等等。由此引申出中國消極浪漫主義和積極浪漫主義。前者注重自由民主觀，后者注重平等民主觀。所以說，自由主義的浪漫主義是一種有限度的民主詩學，而革命浪漫主義則是一種無限度的民主詩學。無疑的，民主詩學的成立，為過往被否定被忽略的“去政治化”做了一次扭轉，給徐志摩總體詩學平添了豐厚與富實。

與民主詩學不同的是徐志摩的愛情詩學。被夏漢命名為——《愛的世界里的“死亡”舉證》。經過三段環環相扣的分解：相愛中，以死相許的死亡矯情；愛之后，失望或絕望中的情死；為愛赴死的高貴宿命；結合徐志摩一生最為刻骨銘心的遭際——性質與結果迥然有別但本質結果是一樣的遭際，我們清晰看到徐詩人為愛奉獻一切——心靈、肉體、生命，使得“愛至死”，激發出詩人源源不絕的創造動力。夏漢在文化哲學與生命哲學的層面上肯定愛與死亡的呼應與舉證，在徐志摩身上達到極致。讓我們再一次從詩性與詩學的底座上，領悟愛在創造活動中的永恒的內驅力。

盧楨以《旅行者的眼光》提供了徐志摩總體詩學另一個不太受關注的分支。“行走的繆斯”復現域外物態風情，吐露即時感思，在文化比較中完善表意空間，包括“速度”體驗、“跨越”大洲體驗、浪跡“自然”體驗，均參與了詩人的精神主體與文本建構。“孤獨”游走的妙處，西洋繪畫、攝影、電影的受益，諸多跨界經驗的吸納，及互文嘗試，培育徐志摩對美的感悟，也鍛造他對世界的理解模式，更促成他對新詩內部諸多要素的建構。盧楨雖然只給出了5000字雛形，相信假以時日，他能夠如愿完成徐志摩的“游歷詩學”。

在上述四種詩學之外，張立群則從傳記的特殊角度考察與梳理近40部徐志摩傳。他綜觀徐志摩傳四個發展階段，對其進行三種題材分類：“學術研究型”“階段關系型”“小說故事型”。五種形式分類：“縱向式”“總分式”“倒敘式”“紀傳體式”和“圖傳式”。其總體成績與效用是“全面展示”與“整體再現”。但徐志摩傳的生產與消費也會越來越受到市場的制約，部分徐志摩傳的文學價值和歷史價值會降低。因此他做出三項提醒：首先在追求真善美的前提下強調材料全、理念新、觀點準確以及傳記家的寫作倫理始終擺在第一位。其次，應不斷更新徐志摩傳的史實，以求與徐志摩相關材料的發掘、整理和徐志摩研究同步。第三，注重徐志摩傳之間的比較和“徐志摩傳”與相關人的傳記比照。

最后談點徐志摩的鑒賞。吳投文通過6000字的細讀，對《雪花的快樂》做出了一個奇妙的結論：它“是一首傾向于含蓄而低徊在生命暗區中的詩，隱隱照見生命中的沉哀與傷痛”。這樣的見解可謂力排眾議，獨樹一幟。想起筆者在《百年新詩百種解讀》一書中也曾選入該詩，但做的是另一番完全相反的詮釋：自始至終以雪花自比，賦予雪花自由、純潔、美與快樂的內涵；自始至終以快樂為書寫動力，充滿瀟灑的氣質；自始至終以“飛揚”為形象特征，前后共用九次，由此帶動整個詩歌的旋轉、升華。應該說，像“雪花”這樣比較清澈明朗的文本，不應該出現南轅北轍的分歧與誤讀，但是它的出現再次說明徐志摩詩歌世界的豐富與多種可能。

而在《再別康橋》的“冷飯重炒”中，邱景華面臨的挑戰是如何從幾百篇相似教案與相近評論中脫穎而出，難度不可謂不大。他硬是用上萬把字的篇幅，采用原始方法，依托考古學刷子，拂拭層層沙土，步步推進，自然而平實地直取“尋夢幻滅”的核心，如同蔡其矯系列的細讀展開，具有靠譜的證據鏈效果。

沈奇的最后發言成了本次會議的壓軸：出于獨有的才華與氣質，更出于獨有的精神底色與人文位格，徐志摩短短十年，出入“時代”語境的內外，卻由于“單純的信仰”（胡適語）和“無機心”（鄭振鐸語）的人格使然，形成風格化的新詩探索道路，和新詩詩人形象。雖因英年早逝，未能形成系統理論，但他對新詩初期發展的一些思考與言說，至今仍具有穿越性的借鑒與研究價值。他說出了為我們和其他詩人所未說出過的存在的詩性；為詩歌藝術的發展，提供了新的更多樣的表意方式。

徐志摩研究經歷了三到四個時期，特別自1979年卞之琳“翻案”（《徐志摩詩重讀志感》），大陸多種開放的新觀念新方法，帶來新視角、新發現、新評價。隨著進入教材的徐志摩風生水起，徐志摩研究“煥然一新”。本次研討會雖沒取得重大突破，但在問題意識與徐氏詩學的分支發掘上初露端倪。換句話說，這是15年來5屆徐志摩詩歌節唯一的一次理論研討會，畢竟為往后徐志摩詩歌節的“深化”跨出重要一步。今后，在這一靠近大眾普及的“顯學”上，如何杜絕選題重復、避開結論大同小異、更新方法老舊，尋求更多新意——徐氏對當代詩歌的啟示與對徐氏局囿的突破，仍是我們繼續開掘的話題和義不容辭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