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靈源于古代詩以言志之論，性指本性，性情，本真；靈有靈機、靈巧之意，側重于情感表達的技巧，后來又加入了天賦、契機、生趣等含義。自南朝劉勰、鐘嶸之后很長的時期內，性情、性靈、情性在文學批評中出現的時候，只是側重點的不同，并不存在大的差別，都是在古典詩學性情論的語境中使用。明代中期以來，王陽明心學盛行海內，主張“心者天地萬物之主”(《答季明德》)，打破了程朱理學一統天下和思想學術的僵化狀態。與此同時，傳統倫理對人性的禁錮進一步加深，社會經濟的發展和市民階層的興起又刺激了個人主體意識的覺醒。明代社會隨處可見“存天理、去人欲”的說教，又隨處可見對金錢、美色的追求。萬歷年間，王學左派尤其是其后期杰出的代表人物李贄，對程朱理學做了尖銳批判，提出保護和尊重人欲使其健康合理的發展，在文學上提倡“童心”，即“絕假純真，最初一念之本心”(《童心說》)。劇作家徐渭提出“人生墮地，便為情使”(《選古今南北劇序》)，湯顯祖倡言“情有者理必無，理有者情必無”(《寄達觀》)，都表現出以情反理的鮮明特征。公安派文學家袁宏道則將這股個性解放的思潮與古老的“性靈”相結合，提出了“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宣言，倡導“情至之語，自能感人”(《敘小修詩》)。隨后，在其兄宗道、弟中道以及江盈科、陶望齡、雷思霈等一大批文學家的倡導下，使“性靈”成為席卷時代的思潮，大膽突破了傳統倫理對人性的禁錮，擴展了文學表現的內容。他們強調詩文創作當不受傳統倫理以及古人陳法的禁錮與束縛，自由地抒發真情實感，即使言語拗口難工，也顯示出作者自己的本色與獨創，旗幟鮮明地反對七子末流的模擬粉飾蹈襲剽竊之弊。對于七子派“文必先秦、兩漢，詩必漢魏、盛唐”(王九思《明翰林院修撰儒林郎康公神道之碑》)的狹隘觀念，袁宏道承李贄之論而提出了“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的文學史觀，從七子派推崇并一味模擬的秦漢文、盛唐詩本身，找到了“各極其變，各窮其趣”(《敘小修詩》)的因素，呼吁充分發揮自身的創造力，無所依傍、天真率直地創造屬于自己時代的文學。性靈追求創作個體的情感體驗和生命本真，自然也就深入到了世俗、瑣碎的社會生活，他們開始坦率地表達對世俗生活的熱愛和“好貨”“好色”等生活欲望的肯定和追求，注重創作主體在精神上的獨立不倚，強調靈感觸發的創作沖動，以童心、幽默、風趣以及沖決傳統倫理之束縛的信念，蕩滌了文壇剿襲剽竊喪失創造的卑弱文風。

然而，晚明性靈文學思潮在產生之初，在助推個性解放以反抗傳統倫理的同時，也存在俚易庸俗、狂放怪誕之失，公安末流的創作又導致了新的文壇流弊。公安派自身的修正以及競陵派鍾惺、譚元春的另辟蹊徑已經不可能力挽狂瀾。加上明清鼎革，廣大士人飽經動蕩之苦和亡國之痛，一代知識人進行了深刻的反省，尤其是顧炎武等思想家嚴厲批判以李贄為代表的左派王學敗壞了世道人心，甚至將其與“神州陸沉”“五胡竊據”相聯系。故而他與錢謙益、黃宗羲、傅山、魏禧等都呼吁文人回到古學，尤其是經學的立場上，重建傳統文化價值體系。于是，被公安派思想家激活的性靈思潮又重新回到了中國古典詩學性情論的軌道上。這一文學運動取得的重要成果被清初文學家在理論建設與創作實踐中繼承。錢謙益肯定了性靈派對明代詩壇模擬復古之風的掃蕩。金圣嘆以真情論文，又主張“靈眼覷見”和“靈手捉住”(《讀第六才子書西廂記法》)。唐孫華強調學問以補性靈之空疏，舉凡政局民隱、官吏橫暴無不攝入詩中。廖燕高度肯定人的自然本性，創作了大量充滿懷疑精神的小品文和詩歌。尤侗推重性情又不囿于門戶之見。納蘭性德嘗言“詩乃心聲，性情中事”“詩取自適，何以隨人”(《淥水亭雜識四》)，他的詩詞是一己之壓抑沉悶和時代之悲哀專制的個性化傾吐，已初具清詩、清詞自身之面目。陳恭尹、梁佩蘭、屈大均皆強調性情之真。而葉夑則對晚明以至于清初的性靈文學思想作了集大成性質的總結，著重闡釋了詩歌以性情為基礎的理念，繼承并發展了公安派以來以至于清初的文學史觀，建立了反復古主義的詩學觀，解構了門戶之見與唐宋之爭的意義，并將其統攝到以《原詩》為核心的精湛的理論體系當中。葉夑后學吳雷發、薛雪、李重華、黃子云等將其詩學理論深化發展，并廣布于詩壇，深刻影響了清代中期以袁枚為代表的性靈思潮。

清代中期文字獄盛行，理學禁錮更加嚴苛，另一方面社會經濟的發展又促使反傳統、反理學的思潮在一個有限的范圍內涌動。袁枚在思想上承李贄、袁宏道之衣缽，卻又多處批評李、袁，甚至動輒稱引孔子、六經來論證己說，以示自己與“異端”思想分道揚鑣。而事實上，袁枚性靈思想的劍鋒所指，與他的前輩李贄、袁宏道并無二致，是在清代被重新恢復為官方哲學的程朱理學。深受理學思想影響的沈德潛固守詩教原則而以格調論詩，主張溫柔敦厚，強調道統與復古，袁枚則針鋒相對，主張“人欲當處，即是天理”(《再答彭尺木進士書》)，他認識到真情才是詩歌的靈魂，并從葉夑等前賢的真知灼見中獲得新的靈感和啟發，從各個角度拓展性靈的內涵，卻不立門戶，使之能夠在理學思想嚴苛和政治高壓的環境里最大限度地沖破束縛，張揚人欲與個性，強調世俗、才情、生趣、創新，以一己之力，高舉性靈大旗，反抗潮流，引領新風。一時俊彥靡然從風，有趙翼、鄭燮、洪亮吉、黃景仁、胡天游、孫原湘、汪中、孫星衍、王曇、舒位、張問陶、沈復、李汝珍等，都是張揚性靈旗幟的杰出詩人、作家。作品反映的內容也有了新的拓展，比如黃景仁《綺懷》組詩以自傳形式描寫私情，張問陶詩歌對浪漫愛情和甜蜜婚姻生活的表現，尤其是沈復的《浮生六記》，以自傳體寫出了與妻子陳蕓之間的生活瑣屑、浪漫愛情、幸福婚姻以及男女平等，更是以白描手法表現了自己美好的愛情、婚姻遭到以家長為代表的封建禮教迫害，最終與妻子陰陽相隔的悲劇，凄愴悲切，更發人深省。這種反傳統、反禮教的精神散發著人性解放和思想啟蒙的光輝。性靈思潮發展的軌跡同時也昭示了人性覺醒的歷程，為文學的演進帶來了巨大的變化。對個性、真情、復雜的內心世界的描摹也體現出對人性開掘的深度。因為對真的推重，文學關注的重心逐漸開始由宏大敘事轉向了個人命運、生活瑣屑。并且，這些也是中國現代文學常見的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