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現代美術史上，齊白石是為數不多的既為藝術家群體尊崇，也被尋常百姓熱愛的藝術家。這種局面和齊白石在藝術上的自覺追求是有必然聯系的。“花開天下暖，花落天下寒”，我們不妨把《棉花圖》題詞視為齊白石人民情懷的一種象征性表述。立志情暖人民的藝術家，生前身后也得到了人民的深沉之愛。在筆者看來，人民性正是解讀和學習齊白石藝術精神的首要圭臬。

別林斯基是最早自覺地論述人民性的思想家，他說：“我們的人民性在于描繪俄國生活圖畫的忠實性。”生于1864年的齊白石，從一個木匠的底層生活，從中國士大夫普遍存在的民本意識出發，發展出濃厚的人間情懷。或寫實，或寫意，或清新質樸，或情趣盎然，齊白石用自己的畫筆，描繪了一幅包羅萬象的近現代中國鄉村生活的風情畫卷。衡岳山下、月照星塘，粽子、月餅、蒲扇、鞭炮等年節慶典的符號被他反復回憶，牧牛、砍柴、鋤頭、油燈等尋常生活場景被不斷咀嚼。齊白石對鄉土生活的深情回望，既有對冷漠、萎靡的都市生活的天然拒斥，更有一種對鄉村社會質樸品質的詩化眷戀。齊白石一生都存在揮之不去的農民情結。“不是獨夸根有味，須知此老是農夫”。農夫的姿態在他那里成為一種藝術視角的價值理念和審美標尺。

齊白石正是在這樣的基底之上，“用我家之筆墨寫我家之山水”，營造了一個屬于自己的鄉土神殿。尤其是受陳師曾啟發，“衰年變法”之后，他更加在似與不似的辯證理解中，進行大膽的視野擴張和精神統合，玉米、雞籠、酒壺、老鼠、瓜果、菜蔬、魚蝦、螃蟹……他熾熱的情感和毫發無隔的鄉土親緣意識，將他帶向更廣大和細膩的觀察和想象中，一個大地場景更加豐富而真切地被召喚和涌現出來。在時代劇變中，本來正在被擱置、被拋棄的晦暗和破敗的鄉村，在他的筆下卻澄明、鮮活和雋永了起來。毋庸置疑，在那樣一個工業化和殖民化復雜糾葛和對撞撕裂的時代，中國的一大批優秀的文學家和藝術家都將悲憫的目光轉向了被蠶食和擠壓的鄉村，但是正像沈從文在小說中堅韌地呵護和重張鄉土世界的無限情韻一樣，齊白石在圖畫中不斷燭照和釋放鄉土世界的自然光暈，且至少提前二三十年充當這樣敏感的開拓者。

別林斯基認為：“人民的詩是一面鏡子，反映人民的生活及其一切特殊的色彩和鄉土的標志。”齊白石以畫家的直覺，捕捉到了這種代表性色彩，并把這種色彩意識融匯于藝術的創新和變革之中，最終開啟了“紅花墨葉派”的蔚然氣象。在中國，廟堂和民間本來都存在黑紅相侔相生的設色傳統，《周禮·考工記》云：“畫繢之事，雜五色……青與白相次，赤與黑相次，玄與黃相次。”宋元以后，文人畫競標恬淡，揚墨抑色，流脈至于清末民初而始有大變。吳昌碩以紅、黃、綠諸色大膽入墨，敢在超卓對比中，把握光線和輕重的均衡，其中根源就在對民俗色調的萃取和融匯。齊白石深受吳昌碩的啟發，他從楚湘文化的神妙和奇譎中，從鄉村匠人的日常經驗中抽繹出紅黑對比的色相，用洋紅和濃墨，點畫花朵和花葉，乍看濃墨重彩，細品纖美精靈，一種絢爛之極而又古樸真醇的金石之氣氤氳流蕩。

齊白石的人民情懷絕不僅僅馳騁在藝術的想象中。面對民族危難、生靈涂炭，他雖然不能持槍上陣，卻以手中之筆，發出尖銳的抗議和無聲的怒吼！作為一個生肖為鼠的人，齊白石常常是以鼠表達親昵可愛的鄉間生氣的。面對日本侵略者及其爪牙的胡作非為，1944年他憤而創作《群鼠圖》，來影射嘲諷侵略者和漢奸，并寓意深長地寫道：“群鼠群鼠，何多如許？何鬧如許？既嚙我果，又剝我黍。燭火也燈殘天欲曙，嚴冬已換五更鼓。”更讓人肅然起敬的是，他敢于在大門上直接貼出：“畫不賣予官家，竊恐不祥”的告白，并因此類事情身陷牢獄之災。面對柔懦者的暗中提醒，他義正辭嚴地說道：“殘年遭亂，死何足惜，拼著一條老命，還有什么可怕的呢？”歷史一次次地證實，正是對同胞的繞指之柔，可以頃刻間催化為錚錚鐵骨，正是對鄉土和人民的深厚情感，可以轉而成為拍案而起的橫眉冷對。

齊白石對弟子許麟廬說：“學我者生，似我者死。”今天我們學習齊白石，首先要學習他那種和民族生活、億萬同胞生死相依的真情實感和凜然節氣。杜勃羅留波夫認為，人民性不僅是“把人了解為一種描寫當地自然的美麗，運用從民眾那里聽到的鞭辟入里的語匯，忠實地表現其儀式、風習等等的本領”，還需要“滲透著人民的精神，體驗他們的生活，跟他們站在同一的水平……去感受人民所擁有的一切質樸的感情”。無論在藝術中還是在生活中，齊白石的身上都集中表現出那個時代的民族情感和民族氣質，他不愧為人民藝術家的稱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