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文化如何走向和諧共生，是新時代文化建設必須思考的一個重要命題。對廣大文化工作者和文化研究者來說，如何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為主導，兼收并蓄、包容理解，進而激發全民族文化創新創造活力，是一個值得認真思考的現實課題。

所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源自于5000年文明歷史所孕育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熔鑄于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植根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就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堅守中華文化立場，立足當代中國現實，結合當今時代條件，發展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推動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協調發展。

東西文化的互鑒與包容

追溯起來，中外文化的交流肇始于東漢末年佛教傳入中國，后來佛教中國化，并創造性地成就了中國的禪宗。古代中國人在研究學問的時候，歐洲很多地方還過著茹毛飲血的生活。伏爾泰認為，中國文化傳入是對西方文化一次巨大的“文化沖擊”。他說，當中國已經成為廣大繁庶而且具有完善而明智的制度治理國家的時侯，“我們(歐洲各國)還是一小撮在阿爾登森林中流浪的野人”。那個時候，不少西方哲人相信，人類文明、科學技術的發展，都是首先從中國那里開始的，而且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遙遙領先。

但是，資本主義的興起使得劇情反轉，古代農業文明無情地被西方工業文明所打敗。本來，一個民族和國家在一定時期內的落后是正常的事情。但因為中國曾經是“老大帝國”，外來的刺激比想象中更為強烈。特別是，鴉片戰爭以來，經過割地求和尤其是英法聯軍侵入北京，蔑視、排外的心態逐漸被畏懼的心態所替代。中國人開始深刻地反省，覺悟到應該向西方學習，于是就有了洋務運動和戊戌維新。但是，曾國藩和李鴻章的洋務運動只知道堅甲利兵和聲光化電的重要，大體是技藝的模仿；康有為、梁啟超的維新運動試圖變法自強，卻淪為簡單地“政治抄襲”。隨著清王朝的覆亡，儒學作為國家的意識形態的功能正式宣告終結。

辛亥革命是在中國實行西方政治民主的一次重要實驗。孫中山接受西方政治民主傳統中的民有、民治、民享觀點，提出民族、民主、民生的主義，啟迪民族意識覺醒，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國家。可不幸的是，辛亥革命的雙重遺產仿佛預示了20世紀中國步入現代化之路的艱難和坎坷。在此大背景下，20世紀初的中國知識精英逐漸意識到，文化的問題乃是根本的問題。于是，梁漱溟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嘗試對中西文化異同展開深入探析。不久，馮友蘭懷著東西文化這個世紀難題，又遠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求學。經過一番對比、引進和消化，“五四”時期人們愈發清晰地看到中西兩種文明的差異，及其對社會發展和變革產生的不同影響。

與李大釗的“東西文明融合說”不同，陳獨秀將東西文化和文明看成“古今之別”的差異。他得出的基本結論是，中國為了追蹤近世文明的潮流，必須取法歐美(尤其是法蘭西)文明。繼陳獨秀之后，更有一些學者提出了全盤西化論。那個時候，不管是“極端派”還是“保守派”大體都認同這樣一個觀念：中國文化之最大錯失在于“個人之永不被發現”。

上世紀下半葉以來，有關“五四”的批評之聲時有所聞。其中，激烈者莫過于一些港臺學者。他們認為，“五四”人物使用傳統一元論的思維模式，形式主義式的全盤否定傳統，并斷言“新文化運動造成中國文化的斷層”。對此，我們不能表示茍同。

事實上，正是“五四”一代思想領袖和知識精英將“民主、科學、自由、人權、法制”等先進價值或理念介紹、傳播到中國，我們才真正迎來了一次現代文明的啟蒙和洗禮。這批人是那個時代中國各個領域的杰出人物，是他們不懈的努力才使古老中國逐漸走出泥潭。同時，代表當時人類先進文化的西學輸入，特別是馬克思主義及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各個學科的建立，使中國文化汲取到了更為深厚、廣闊的人類精神養料，進而得以重新煥發生機、獲得新生。

所以，中西文化雖然有沖突，但交流更為重要。相互學習、借鑒、包容就是和解，就像現在的中美關系，表面上看是經貿沖突，實質上是價值觀念的對話。由此，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及其實踐，無疑是破解矛盾、對立乃至沖突的最好鑰匙。

古今文化的承接與轉型

中華文明歷史悠久，從先秦子學、兩漢經學、魏晉玄學，到隋唐佛學、儒釋道合流、宋明理學，經歷了數個學術思想繁榮時期。在漫漫歷史長河中，涌現了老莊、孔孟、韓愈、周敦頤、程顥、程頤、朱熹、王陽明、黃宗羲、顧炎武等一大批思想大家。對于中國古代大量鴻篇巨制中包含的哲學社會科學內容、治國理政智慧，我們要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堅持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合力鑄就中華文化新輝煌。

應當看到的是，近年來文化保守主義時有回潮，且經常和民粹主義結合，嚴重干擾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進程。當然，正如黑格爾所說：存在的即是合理的。文化保守主義的某些立場和訴求有其合理性，特別是對傳統文化的尊重以及對公平正義的重視值得發揚。由此，在看到沖突的同時，也應該看到可能達成和解的方面。

進一步來看，中華文明之所以能夠與世界其他文明相繼生發，并且在漫長歲月中超穩定地發展，成為古老文明的不朽瑰寶，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決定因素就在于中國文化本身。無論是與人類文明興起時的古巴比倫、古埃及、古印度相比，還是與后來其他興起的文明發祥地，如古希臘羅馬甚至近代崛起的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相比，中華文明一直走在自己的大道上。當世界上不少古文明相繼衰亡以后，中華文明卻生生不息，原因就在于我們有著自己的靈魂。

中國傳統文明的靈魂以儒學為核心，融合了道家、佛學以及其他諸子百家的思想和智慧：儒家講仁義與禮制，道家追求自然與無為，禪宗崇尚頓悟與超越。從先秦時期開始，中華民族就以這種獨特的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尤其是，傳統的官僚體系、科舉制度和宗法制度構成了中國社會的超穩定結構。

同時，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我們還積累了豐富的治國理政經驗。其中，既有升平之世的成功經驗，也有衰亂之世的深刻教訓。由此，總結提煉出了“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禮法合治、德主刑輔”以及“治國先治吏”、正己修身、居安思危等治國理政智慧。這些都能給人以重要啟示。

應該說，中華文明博大精深，學習和掌握其中的各種思想精華對確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大有益處。例如，“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政治抱負，“位卑未敢忘憂國”和“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報國情懷，“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氣，“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及“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獻身精神等，均體現了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和民族精神，應該得到繼承和發揚。

明年，即將迎來“五四”運動100周年。我們不由得思考：“五四”的雄文還在，“五四”提出的任務和使命是否已經完成？一個基本原則是，要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繼承革命文化，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更好構筑中國精神、中國價值、中國力量。要使中華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與當代文化相適應、與現代社會相協調，以人們喜聞樂見、具有廣泛參與性的方式推廣開來，把跨越時空、超越國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當代價值的文化精神弘揚起來，把繼承傳統優秀文化又弘揚時代精神、立足本國又面向世界的當代中國文化創新成果傳播出去。

(作者為上海社會科學院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所所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