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6日，作家金宇澄、藝術(shù)家向京以《流動的繁花》為題在北京舉辦了一場分享會。6月21日到24日，根據(jù)小說《繁花》改編的同名舞臺劇也將在北京天橋藝術(shù)中心大劇院上演。

在當天的分享會中，金宇澄聊到了《繁花》的創(chuàng)作緣起和寫作過程，及他安置在《繁花》中的一些巧思及文學創(chuàng)作的探索，此外金宇澄和向京也就《繁花》改編成舞臺劇的過程中發(fā)生的故事等進行了分享。

多年后回望生活，最有意義的就是今天的瑣碎

《繁花》于2012年開始發(fā)表，2013年3月份出書，迄今已有五年多，但討論的熱度仍不減。金宇澄在分享會上回憶了最初創(chuàng)作《繁花》的過程：他看到朋友在一個網(wǎng)站上寫一些有名有姓的人的故事，“我當時在想，沒名沒姓的很多人好玩的事情很多。我就取了一個網(wǎng)名叫獨上閣樓，然后用這個名字開始講故事。因為我發(fā)表文章的這個網(wǎng)站上的人都在講上海話，我就也用上海話來寫。”

金宇澄講到在他開始寫作的那段時間中，“有一天我經(jīng)過上海作家協(xié)會附近的一條橋的橋底下，看到有一個歲數(shù)很大的女人在擺地攤，在賣小孩的鞋襪之類。我仔細一看驚呆了，這個女人我記得在1970年代曾是上海靜安這個街區(qū)的最美的美女，沒想到四十多年后的她像現(xiàn)在這樣。還有一個使我感覺震撼的就是時間的流逝，時間會改變一個人到這樣的地步，假如不是在此，是在哪一個高級的場所遇到她，因為有過去的對照，我同樣會感覺震撼。”

很多對于《繁花》的討論都集中于小說的寫法上，因為它和我們習慣的帶有西方小說的敘述方式、語言都不大一樣。曾有作家指出《繁花》是一部自然主義小說。金宇澄在現(xiàn)場回應道：“《繁花》是一個超級市場，你進去以后完全是自己選擇。在小說創(chuàng)作中你越是強烈地推薦自己的立場、觀念，越是有時效性，隔一段時間來看越是沒有美感。”

金宇澄談到，《繁花》最有價值的地方就在于它是非常世俗的故事，“一開始一個通奸的故事，這個故事結(jié)束后，就是兩個人對話，滬生就說：這個男的把自己不穿衣服的妻子拖出來，太不像話了，法國人妻子如果有這個事，他(丈夫)就會把房門關(guān)上。然后又說道，圣經(jīng)中的故事說一個婦女犯了錯誤，要把她用石頭砸死，上帝就說，你們哪一個人是干凈的，你們就去砸。所以《繁花》中我放置了每一個人對同樣一件事情不同態(tài)度與不同聲音。”

“《繁花》里面有很多在飯局里講的各式各樣的東西，你根本不需要去改變和塑造，只是各種有意思的場面寫出來就可以。文章的結(jié)構(gòu)會變成里面含有一新一舊一新一舊的故事這種結(jié)構(gòu)，而最有價值的就在這跳躍之間。”金宇澄說。

金宇澄說，多年以后我們回望生活，最有價值的不是被過分拔高的事情，今天看來最沒有意義的事情多年后看一定是充滿意思，“《繁花》里都是飯局，根本不是什么鴻門宴，什么較量，都是像我們時常碰到的飯局一樣，每個人都在講自己的事。但是若干年后，有人說我給你看一盤十年前你吃飯的錄像，你要不要看。你肯定說，我根本不記得了，證明你認為它完全沒有價值。當這個人打開錄像帶給你看，你一看就驚呆了，那一天是怎么樣，這個人已經(jīng)怎么樣了，那個人怎么樣了，你看了以后當天晚上說不定會睡不著覺。”

金宇澄說他很反感的一個詞叫塑造任務，即把各種各樣的特點貼到一個人身上去，好像寫作可以洞悉一個人的一生，“我活了六十多歲，一輩子也沒有了解一個人，我們以前的小說里面都是全能視角——這個人他怎么想，他家鄉(xiāng)怎么樣，或者他心里有隱秘的什么事，另外一個人怎么想。這樣的小說本身就給你一個誤判，以為人是可以被了解的。我小時候我媽媽跟我說，我和你爸爸之間的感情就像水晶那樣透明。我爸爸九十多歲過世以后，我媽媽拿出一堆信，說你爸爸八十幾歲的時候和一個老先生來回的通信說的那些事情，我一點都不知道，實際人和人之間的溝通是非常有限的。”

金宇澄也認為全能視角需要被放棄的一個原因還在于互聯(lián)網(wǎng)的發(fā)展與信息的發(fā)達。“每天發(fā)生這么多事情，這是過去沒有的。實際現(xiàn)在已經(jīng)是虛構(gòu)寫不過非虛構(gòu)的時代。非虛構(gòu)太精彩了，我們虛構(gòu)反而一做就簡單化。故事的紋理、褶皺都沒有了。因為寫作者不可能調(diào)查這么深，什么事情都知道。你覺得大驚小怪的事情，實際大家立刻都知道了，你怎么來體現(xiàn)你的想象力、你的虛構(gòu)能力？你只能從最簡單的方式做起。”

上海話不應該是障礙

本次對談以“流動的《繁花》”為名。對于即將改編成舞臺劇的《繁花》，金宇澄談道：“改編成電影或者舞臺劇，我真的覺得這是它第二次生命，它已經(jīng)流出小說之外，變成另外一個東西，這些都在我寫《繁花》預料之外的。包括改編時他們也做了大量的考據(jù)，過去穿的衣服和妝容等，我只能簡單地說是樂觀其成。而且我不會過于挑剔，沒有一個小說可以用其他方式還原，電影和舞臺劇都是另外派生的東西。”

《繁花》的改編中一個讓大家比較糾結(jié)的問題就是語言的使用。“《繁花》改編電影時，我和王家衛(wèi)導演討論過，導演一開始就堅持說：我們要說上海話。我說非上海的觀眾怎么辦？他說你看韓劇都看的那么火，都不會有問題吧。雖然是這么說，同時我們雙方，包括話劇也是，我們都在深深地覺得用上海話有它的好處，但同時又有一種擔心，怕觀眾會覺得不好。”金宇澄說。

“但是我觀察發(fā)現(xiàn)最近五年，各地對方言的興趣也比過去要多得多。因為我們現(xiàn)在生活的趨同化現(xiàn)象實在太明顯，大家都用普通話，思維也跟著趨同。實際上語音最能代表一個地方，我在寫《繁花》時，就在努力跳出普通話思維，到最后寫兩大桌人一邊吃飯，一邊吵架。琢磨他們的語言時，我就跳到方言思維，方言很有力量，實際也是給這部劇加分的。”金宇澄說。

藝術(shù)家向京也認為語言本身不是一個障礙。她認為故事發(fā)生的個人命運、集體命運，作為中國人都是可以理解的，況且《繁花》還有很強的故事感，很容易被卷入其中，是可看的，可觀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