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宇澄:流動的《繁花》,改編成舞臺劇是它的第二次生命
6月6日,作家金宇澄、藝術(shù)家向京以《流動的繁花》為題在北京舉辦了一場分享會。6月21日到24日,根據(jù)小說《繁花》改編的同名舞臺劇也將在北京天橋藝術(shù)中心大劇院上演。
在當天的分享會中,金宇澄聊到了《繁花》的創(chuàng)作緣起和寫作過程,及他安置在《繁花》中的一些巧思及文學創(chuàng)作的探索,此外金宇澄和向京也就《繁花》改編成舞臺劇的過程中發(fā)生的故事等進行了分享。
多年后回望生活,最有意義的就是今天的瑣碎
《繁花》于2012年開始發(fā)表,2013年3月份出書,迄今已有五年多,但討論的熱度仍不減。金宇澄在分享會上回憶了最初創(chuàng)作《繁花》的過程:他看到朋友在一個網(wǎng)站上寫一些有名有姓的人的故事,“我當時在想,沒名沒姓的很多人好玩的事情很多。我就取了一個網(wǎng)名叫獨上閣樓,然后用這個名字開始講故事。因為我發(fā)表文章的這個網(wǎng)站上的人都在講上海話,我就也用上海話來寫。”
金宇澄講到在他開始寫作的那段時間中,“有一天我經(jīng)過上海作家協(xié)會附近的一條橋的橋底下,看到有一個歲數(shù)很大的女人在擺地攤,在賣小孩的鞋襪之類。我仔細一看驚呆了,這個女人我記得在1970年代曾是上海靜安這個街區(qū)的最美的美女,沒想到四十多年后的她像現(xiàn)在這樣。還有一個使我感覺震撼的就是時間的流逝,時間會改變一個人到這樣的地步,假如不是在此,是在哪一個高級的場所遇到她,因為有過去的對照,我同樣會感覺震撼。”
很多對于《繁花》的討論都集中于小說的寫法上,因為它和我們習慣的帶有西方小說的敘述方式、語言都不大一樣。曾有作家指出《繁花》是一部自然主義小說。金宇澄在現(xiàn)場回應道:“《繁花》是一個超級市場,你進去以后完全是自己選擇。在小說創(chuàng)作中你越是強烈地推薦自己的立場、觀念,越是有時效性,隔一段時間來看越是沒有美感。”
金宇澄談到,《繁花》最有價值的地方就在于它是非常世俗的故事,“一開始一個通奸的故事,這個故事結(jié)束后,就是兩個人對話,滬生就說:這個男的把自己不穿衣服的妻子拖出來,太不像話了,法國人妻子如果有這個事,他(丈夫)就會把房門關(guān)上。然后又說道,圣經(jīng)中的故事說一個婦女犯了錯誤,要把她用石頭砸死,上帝就說,你們哪一個人是干凈的,你們就去砸。所以《繁花》中我放置了每一個人對同樣一件事情不同態(tài)度與不同聲音。”
“《繁花》里面有很多在飯局里講的各式各樣的東西,你根本不需要去改變和塑造,只是各種有意思的場面寫出來就可以。文章的結(jié)構(gòu)會變成里面含有一新一舊一新一舊的故事這種結(jié)構(gòu),而最有價值的就在這跳躍之間。”金宇澄說。
金宇澄說,多年以后我們回望生活,最有價值的不是被過分拔高的事情,今天看來最沒有意義的事情多年后看一定是充滿意思,“《繁花》里都是飯局,根本不是什么鴻門宴,什么較量,都是像我們時常碰到的飯局一樣,每個人都在講自己的事。但是若干年后,有人說我給你看一盤十年前你吃飯的錄像,你要不要看。你肯定說,我根本不記得了,證明你認為它完全沒有價值。當這個人打開錄像帶給你看,你一看就驚呆了,那一天是怎么樣,這個人已經(jīng)怎么樣了,那個人怎么樣了,你看了以后當天晚上說不定會睡不著覺。”
金宇澄說他很反感的一個詞叫塑造任務,即把各種各樣的特點貼到一個人身上去,好像寫作可以洞悉一個人的一生,“我活了六十多歲,一輩子也沒有了解一個人,我們以前的小說里面都是全能視角——這個人他怎么想,他家鄉(xiāng)怎么樣,或者他心里有隱秘的什么事,另外一個人怎么想。這樣的小說本身就給你一個誤判,以為人是可以被了解的。我小時候我媽媽跟我說,我和你爸爸之間的感情就像水晶那樣透明。我爸爸九十多歲過世以后,我媽媽拿出一堆信,說你爸爸八十幾歲的時候和一個老先生來回的通信說的那些事情,我一點都不知道,實際人和人之間的溝通是非常有限的。”
金宇澄也認為全能視角需要被放棄的一個原因還在于互聯(lián)網(wǎng)的發(fā)展與信息的發(fā)達。“每天發(fā)生這么多事情,這是過去沒有的。實際現(xiàn)在已經(jīng)是虛構(gòu)寫不過非虛構(gòu)的時代。非虛構(gòu)太精彩了,我們虛構(gòu)反而一做就簡單化。故事的紋理、褶皺都沒有了。因為寫作者不可能調(diào)查這么深,什么事情都知道。你覺得大驚小怪的事情,實際大家立刻都知道了,你怎么來體現(xiàn)你的想象力、你的虛構(gòu)能力?你只能從最簡單的方式做起。”
上海話不應該是障礙
本次對談以“流動的《繁花》”為名。對于即將改編成舞臺劇的《繁花》,金宇澄談道:“改編成電影或者舞臺劇,我真的覺得這是它第二次生命,它已經(jīng)流出小說之外,變成另外一個東西,這些都在我寫《繁花》預料之外的。包括改編時他們也做了大量的考據(jù),過去穿的衣服和妝容等,我只能簡單地說是樂觀其成。而且我不會過于挑剔,沒有一個小說可以用其他方式還原,電影和舞臺劇都是另外派生的東西。”
《繁花》的改編中一個讓大家比較糾結(jié)的問題就是語言的使用。“《繁花》改編電影時,我和王家衛(wèi)導演討論過,導演一開始就堅持說:我們要說上海話。我說非上海的觀眾怎么辦?他說你看韓劇都看的那么火,都不會有問題吧。雖然是這么說,同時我們雙方,包括話劇也是,我們都在深深地覺得用上海話有它的好處,但同時又有一種擔心,怕觀眾會覺得不好。”金宇澄說。
“但是我觀察發(fā)現(xiàn)最近五年,各地對方言的興趣也比過去要多得多。因為我們現(xiàn)在生活的趨同化現(xiàn)象實在太明顯,大家都用普通話,思維也跟著趨同。實際上語音最能代表一個地方,我在寫《繁花》時,就在努力跳出普通話思維,到最后寫兩大桌人一邊吃飯,一邊吵架。琢磨他們的語言時,我就跳到方言思維,方言很有力量,實際也是給這部劇加分的。”金宇澄說。
藝術(shù)家向京也認為語言本身不是一個障礙。她認為故事發(fā)生的個人命運、集體命運,作為中國人都是可以理解的,況且《繁花》還有很強的故事感,很容易被卷入其中,是可看的,可觀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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