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過四皓墓》(行書)舒同

1905年11月25日出生于江西東鄉的舒同，在長期的革命戰爭環境中，成長為獨具特色的著名書法藝術大家。5月27日是舒同逝世20周年，從出生到逝世近一個世紀里，舒同經歷了中華民族迭遭內亂外患、發生偉大變革的整個過程。觀其一生，無論是獻身于革命事業，還是獻身于書法事業，他所取得的成就都是令人震撼的。

以博大胸懷，融眾家之所長

舒同書法在中國書法藝術發展史上，具有不可低估的影響。他的書法，充分吸收借鑒了古代書法藝術的優秀成果，形成了獨具特色的舒體書法藝術。舒同學書從“顏體”入手，又精研清代碑學大家何紹基等諸家碑帖，其書風既有濃郁的碑意又參有帖的風致，結體開張，用筆澀重大氣，字字皆高揚著一種催人奮發向上的時代感，深深打動觀賞者的心弦。借鑒顏真卿“顏體”書風雄壯的字形結體，在同一的體勢特征中穿插著不同的姿態處理，在構成形式上“既入古，又出古”，或取其神，或取其韻，或取其度，或取其勢，或取其筆，或取其氣，或取其結構分布或部首雜糅或整體雜糅。在舒同的書法里，已不太在意每一字在原有碑帖中的具體形狀特征，而早已是長期臨寫的“化身”。其文字結構看似草率，但卻又筆筆有法可依，由此，舒同書風以一種革命式的“楷體行寫”風格面貌應運而生，使“顏楷”字逐漸擺脫了原有“板正、僵化”和“肥俗之弊”而活躍了起來。通過聚散開合以及連帶顧盼，甚至是以貌取神的技巧處理后，結構端莊而又不乏變化，又起筆收筆分明，具顏字之內核，但又絕非顏字的簡單翻版。

舒同書法以海納百川的包容精神，對書法藝術進行了積極改革，其藝術變革精神十分可貴。舒同少年時代從江西東鄉參加革命，半個多世紀的革命生涯造就了他的錚錚鐵骨，也為他的書法藝術創作奠定了基礎。豐富的革命閱歷成就了舒同博大的革命胸懷，從而使得他在艱難困苦中走出了容納百川的藝術創作道路。從“顏體”入手，后轉益多師，篆、隸、碑帖皆有涉獵，舒同以博大的胸懷博采眾長，終生致力于書法藝術的變革，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獨創“舒體字”，形成了剛健雄渾、意氣飛揚、格調明朗清新、富有鐘鼎禮器之美的書法藝術氣象。

門戶之見，小肚雞腸，固然是成不了大氣候的。舒同作為中國書協的主要創始人之一，為不同特色的藝術門派的組織發展樹立了楷模。他和其他老一輩書法家們組織倡導成立的中國書協，把中國眾多“門派”的書法家們團結在一起，是中國書法史上第一個全國性的書法家組織，正是由于這個組織的成立，才確立了“書法是一種獨立藝術”的社會地位。中國的書法藝術創作有著極其廣泛地社會基礎，歷來門派眾多，各有所長，只有廣泛的團結和融合不同風格的藝術門派和藝術創作者，才能推動中國書法藝術創作的發展與繁榮，而要做到這一點，沒有博大的胸懷是不可能做到的。

以時代需要為軸心，繼承傳統，服務人民

舒同書法與時俱進的創作態度，亦是當代書法藝術創造的楷模。從舒同的藝術創作實踐活動及非凡成就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書法藝術的創作，不能脫離現實，必須與時俱進，“堅持貼近實際、貼近生活的原則”，要以時代的需要為軸心，把藝術創作真正建立在對于優秀傳統文化藝術的繼承和“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上。當我們把舒同的書作按其創作年代排列在一起賞讀時不難發現，他的創作主題始終與時代同步，猶如一部中國革命與建設的近現代史冊。

通覽他的書作，無不從中透出他為國家存亡與振興而與時俱進的心跡和強烈的時代特色。在山東臨沂市的華東革命烈士陵園內，至今保留著一批舒同在上世紀50年代初書就的碑文石刻。其中以“奮不顧身”碑和“功在國家名留青史”碑為最具特點：雄強內充溢著飽滿而健康向上的革命樂觀主義激情，就像在馬背上走筆，點畫簡約，行筆自由，神志沉著又灑脫，仍以“顏”“何”為宗，用筆藏鋒逆起，中鋒行筆，沉雄老辣，足具舒同兼容碑帖筆線、陶冶何紹基書風、生成自家筆法的特征。他的字，正如其人，大度而又質樸無華，自有一種精神內斂、氣度厚重的風韻。在顏真卿的故鄉山東費縣，也有他的多件墨寶存世，其中當以“許家崖水庫”擘窠大字最為耀眼顯赫，每字幾乎與舒同本人身高等同，端正大方，遒勁有力，氣象渾穆，圓勁婉通，大有“鴻飛獸駭之資，鳥出驚蛇之態”。充分反映了人民群眾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戰天斗地，意氣風發，興修水利的精神風貌。1965年春，年已花甲的舒同用六尺生宣割成六條屏，完成了對毛澤東詞《沁園春·雪》的又一次書法創作。該作用筆流暢灑脫，橫縱提按轉換自如，結字楷、行、草互用，并在統一的特征中穿插著不同的姿態處理，因此在整體上形成既豪邁恣肆又富于虛實節奏的藝術效果，達到了形神統一，契合了毛澤東詩詞的宏大、沉雄蒼茫的風格，給讀賞者以大氣淋漓、生機盎然之感。1979年舒同自作的《元旦頌》則是又一種具有鮮明時代色彩的力作——全詩僅只56個字，卻真切生動地用書法藝術形式，記錄了1979年經過“撥亂反正”后全國形勢煥然一新的歷史變革，書作結字生動，宏博開張而又不失本體之厚重，筆勢圓暢，神韻導注，雖幾乎字字獨立，卻又筆意相通，無法不備。作品雄健中不失瀟灑，規范中充滿自由；筆隨技意，縱觀章法卻又謀篇擺布得當，是舒同力作中的上乘之品。再如舒同在上世紀50年代末書寫的“長風破萬里，干勁沖九霄”，不管當年是懸掛在墻壁上，還是現今已雕刻在他的故里江西東鄉區路邊的石頭上，有一點我們是必須清楚的——站在實用的立場上，看的是文字的內容，但是舒同書法的點線美大大增強了文字內容的教化作用；站在藝術的立場看，是文字的內容在增強著書法的意蘊。舒同堅持要求書法要人人都能看得懂，始終堅持藝術的教化作用這一原則，應該是他對于書法文化自信和“藝術與生活”關系的深刻闡釋。

舒同正是切身的創作實踐成為傳承和弘揚中華民族文化藝術與民族精神的不朽使者。正如他所言：“將自己之書法藝術奉獻于社會，是我終生的愿望。”“在我革命的人生路途中，我的書法特長幫助了我的革命活動；而我參加的革命斗爭又給我的書法藝術深刻啟迪和巨大影響。”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