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沒有當代意識 戲曲怎么抓住今天的觀眾?

晉劇《布衣于成龍》劇照
“ 《布衣于成龍》 2015年推出后,我們下鄉演出觀眾是拒絕的,他們要看傳統戲,可是去年下鄉到太原北營時,觀眾點戲要看《布衣于成龍》 ,可沒想到8點開演,帽兒戲剛結束,本戲還沒開演就停電了,開始臺下很嘈雜,后來就沒有那么亂了,我特別失落,心想完了,等的時間越長觀眾越少,不敢看臺下,將近11點終于來電了,拉開幕布,一出場我就出戲了,臺下觀眾坐得滿滿當當幾乎沒有動,尤其坐到最前面的是老人,演完后,他們還要看我卸裝后的清唱,那天晚上我真的沒睡著,我想是什么能讓他們在那么烏漆麻黑的露天場地中堅持等了兩個多小時? ”日前在北京大學,由太原市委宣傳部、太原市文化局主辦,山西省劇協、太原市晉劇藝術研究院承辦的春華秋實——晉劇《布衣于成龍》與中國戲曲的創新性實踐座談會上,山西省文聯副主席、山西省劇協主席、“于成龍”的扮演者謝濤動情回憶的一次演出經歷,讓與會者動容感嘆的同時,或許還傳遞出更多值得深思的信息:戲曲怎樣保持其古老的魅力?該劇作為新編歷史晉劇何以贏得今天的觀眾?戲曲創作如何滿足大眾的渴望?……正如黑暗中童叟無言默默等待形成的某種隱喻,戲曲人要如何努力才配得上老百姓恒久的期待?也許正是帶著強烈的提升渴望與使命意識,在作為國家藝術基金資助項目晉京展演后,該劇迅速集結解璽璋、方李莉、王達敏、李玫、劉平、吳思敬、張頤武、沈湘平、楊浪、陶慶梅、唐凌、蔣一民、楊曉華等首都文化文藝界專家學者與范世康、鄭懷興等劇作方代表一起,以該劇為切入點,希望跳出戲劇圈,從大文化和美學等廣泛視角,觀照當代戲曲創作實踐,探討創新的有效路徑。
闡舊邦以輔新命
創新是戲曲傳承發展的關鍵詞,更是在當下大眾文化強烈沖擊、多元娛樂搶灘文藝市場的環境中,傳統戲曲突圍所必須面對的一個課題。然而,傳統戲曲各曲種的諸種探索又有多少是茫無端緒,不得要領?專家認為,先后入選國家藝術基金2015年度舞臺藝術創作資助項目、 2017年度大型舞臺劇和作品滾動資助項目,文化部國家舞臺藝術精品創作工程“2016年度十大重點扶持劇目” ,并已在全國上演了160多場的晉劇《布衣于成龍》雖非無可挑剔,亦不乏可提升空間,卻有諸多值得稱道和借鑒之處。
“現在有些戲曲的創新我接受不了,比如在內容上,有人寫歷史劇不是尊重歷史前提下的創新出新,而是在修改歷史;舞臺呈現上,戲曲寫意性的美感在大量寫實布景中不見蹤影;還有的導演,讓戲曲滿臺都是人,主角顯不出來,這還是戲曲嗎?還有唱腔,很多所謂的創新把劇種本色丟了,這種創新已經走上歧路了。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劉平直言不諱當下戲曲“創新”的諸多問題,并以此比照《布衣于成龍》劇本的文學性,舞臺呈現的戲曲化,以及演員表演的美學意蘊等方面的難能可貴。尤其指出該劇作為歷史題材戲所體現出的強烈的當代意識?!皩τ诹粲诔升?,我特別怕這個戲寫成反腐倡廉戲,但沒有,寫的是一個人,把歷史與當代結合起來,許多唱段總響起掌聲,那是因為讓觀眾想到了今天的現實,如果沒有這樣的當代意識,怎么讓古老的戲曲抓到今天的觀眾?所以編劇不是思想家但要有思想家的深邃目光,不是社會學家但要有社會學家看人生看歷史看當代的視角,不是詩人但要有詩人激動人心的詩情,這樣才能寫出激動人心的戲。 ”
立足史實,燭照現實是當代歷史劇優秀的美學傳統,亦是創作成功的關鍵。而面對這一題材,電視劇《于成龍》早已深入人心,尚長榮領銜主演的京劇《廉吏于成龍》珠玉在前,有著“天下廉吏第一”美譽的于成龍似已在諸種藝術形式演繹中成為一個相對固化的文化符號,如何“破題”難度不言而喻。與郭啟宏、魏明倫并稱為中國戲曲編劇的“三駕馬車”的鄭懷興在該劇的創作中,沒有塑造為官的于成龍,而是智慧地擇取其在康熙十三年(1674年)任知府時因建造浮橋被洪水沖垮而被革職為民后,退隱返鄉卻臨危受命,前往黃州平“東山之亂” ,在是剿是撫錯綜復雜的局勢和沖突中,巧治酷吏、智安招撫等事件,塑造了于成龍憂國憂民、敢于擔當、心系百姓、德能兼備的古代士大夫形象,尋求歷史人物士子精神的當代回響,這種歷史書寫與現實關懷合而為一的努力讓專家們殊為肯定。
“老百姓為什么喜歡看這出戲?因為劇中對反腐倡廉、基層社會治理、政府信任危機、官民矛盾、群體性事件等當今現實同樣存在的問題都有所回應,這就做到了‘闡舊邦以輔新命’ ,以晉劇這一舊的傳統藝術形式與歷史題材輔佐新的使命與主題,值得其他戲曲借鑒。 ”北京文化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沈湘平如是肯定了該劇的創新嘗試。并指出該劇其他可圈可點之處:“極高明而道中庸” ,通過主人公以民為主的家國情懷達到“外王”的思想高度,又以傳統知識分子出世與入世的矛盾選擇達到“內圣”的深度,但同時以既有意義也有意思、既講天理又講人心,達到中庸境界;“納新技以襄人文” ,運用新的技術技巧和多種藝術手段創新融合的藝術形式,襄助人文精神表達;“傳古當如古” ,即保留了戲曲的程式化和虛擬化等簡約而不簡單的傳統形式,且唱詞雅致高古,主角兒唱腔激越又婉轉,圓潤又圓滿,入耳入心;“傳人以傳道” ,如古人所言,“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晉劇藝術與所有非物質文化遺產一樣,如何傳承創新關鍵在于人,該劇正是由好的劇作家和好的“角兒”得以成就。
文化評論家解璽璋看到的是面對傳統應有的態度。他指出,當下的戲曲創新通常有三種對待傳統的態度和處理方式。拋棄傳統,另起爐灶;激活傳統,老樹新枝;改造傳統,為我所用。而該劇正是本著對傳統懷有尊重敬畏之心的第二種態度創作的。在他看來,認知晉劇傳統并了解自身是創新的前提和關鍵?!皶x劇是不斷變化、改革、進步的。聲腔是戲曲的名片,晉劇的唱腔發展要恢復和追尋具有陽剛高亢之氣的蒲劇傳統,這是晉劇向前發展的方向,但又不可能完全回到蒲劇的風格,而是要吸收今天的音樂旋律,這其中的分寸拿捏,以及表演的氣、聲、字、腔的運用給晉劇發展提出了一個新的任務。謝濤作為領軍人物,在這方面做了很多探索,在聲腔處理上有很多新的體驗和創造,所以才讓人聽著過癮、順暢。 ”
以自己成為家里最后的戲劇愛好者為例直面當下戲曲觀眾斷代現狀,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吳思敬從大文化的視野提出“今天的戲曲怎么辦”這一嚴峻課題。他指出,“今天要有超越前輩的信念,戲曲前輩是我們的偶像,但我們要打造我們這個時代的偶像,戲曲過去就是靠明星制,謝濤這樣的演員就應該是現在這個時代的偶像,應該朝著怎么讓她從晉劇明星成為全國的文化偶像去打造。戲曲界如果沒有一批新明星出現,是無法談戲曲振興的。 ”同時吳思敬認為,戲曲改革應以一定程度減少方言障礙等方式面向全國觀眾。北京大學歌劇研究院教授蔣一民則指出,面對今天的觀眾應調整普及和提高的理論關系,推動地方戲曲向高雅化發展,因此該劇通過二度創作帶動一個劇種,并突破了地方劇種創新的意義,為地方戲曲和傳統藝術發展提供了值得借鑒的范例。
關懷到中國文化命運的大問題
“昔日云隨風出岫,今朝舉水泛歸舟。一己沉浮豈在意,去留從來不強求。出仕雖能濟黔首,布衣亦可為國謀。問吾此時何所想?君子進退總懷憂……”正如劇中于成龍的唱詞透露出的儒風道骨、君子氣象,“文華表演獎” 、中國戲劇梅花獎“二度梅”得主、國家一級演員謝濤以女老生清瘦單薄身形難掩的錚錚鐵骨,將從來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己任的中國文人士子的人格精神傳遞出來,亦使戲劇散發出了浪漫主義色彩和理想主義精神相交融的文人戲品格,這或許是該劇另一種文化態度與現實關懷。
“今天的觀眾在變化,受教育的觀眾越來越多,對戲曲的要求不同了,我們重新面對知識分子戲劇,它會對中國戲曲創作產生什么樣的影響?這個創新性實踐是鄭懷興老師對我們提出的問題,也是現在城市化社會知識分子戲曲的發展方向問題,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雖然同許多專家一樣對該劇仍有不滿足之處,但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陶慶梅頗為看重作為傳統文人戲的當代樣式,該劇在當下語境中可以生成的意義。
“強烈的憂患意識、深刻的文化追求、深厚的美學內蘊” ,《中國文化報》評論部主任楊曉華直言被該劇所感動的理由,并縱向延展審視由謝濤主演的系列創作的精神訴求。在他看來,從《范進中舉》 《傅山進京》再到《布衣于成龍》 ,三部劇皆以近代為著眼點,在舞臺上構筑了一個表現中國知識分子精神生活、道德品格、價值選擇的歷史長廊。“一種戲曲藝術,如此系列地塑造藝術形象,為中華知識分子塑形塑魂,不啻為一種文化現象,代表中國戲曲創新的一個范例,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 ”
或許確如楊曉華所言,如果說《范進中舉》以游離于政權之外,渴望入仕的某種文人價值取向來引發人文思考,如果說《傅山進京》在王族與士子、政治與文化之間矛盾糾纏所形成的兩種精神向度中凸顯中國知識分子群體的氣節風骨,那么《布衣于成龍》在“借事明義”中期待的也許是向文人內在價值選擇縱深挖掘,在這里,“兼濟天下”“獨善其身”已非與知識分子的“達”“窮”簡單對應,而是將士大夫“至人無己” ,“窮”亦心懷天下的高邁人格彰顯和強化出來。正如中國藝術研究院《藝術評論》雜志主編唐凌指出,“該劇中,中國文人困頓不得志的時候也在為兼濟天下努力,一旦有機會可能以命相抵,這是對中國文人‘窮’‘達’更深更新一層的表達。 ”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張頤武同樣將《傅山進京》與《布衣于成龍》對讀互視,指出兩部戲的代表性及創造性。在他看來,兩部戲都選擇明清之際、中國歷史轉折的關鍵時期,知識分子從不同角度選擇大節的問題,且皆發掘山西鄉邦的代表性人物,代表地方文化象征性精神傳承。兩部戲的最大特點是,都從倫理關系、價值選擇出發,完成了從“做人”到“做事”的藝術表達。在復雜的矛盾中,傅山面臨族群認同、家國認同,從禮義廉恥上升到國族大節,完成了正反合,在大的價值考驗中超越升華了,解決了中華文化中“做人”的問題。到于成龍則回到中華文化另一個基本問題—— “做事” 。借助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布衣情懷,該劇超越傳統戲曲原有的簡單善惡倫理框架,從于成龍面對叛亂民變,剿撫之爭的價值選擇復雜性事件中,探尋更深層次的社會認同,同樣達到了正反合。“從如何做人到如何做事,這兩部戲達到了現代人重新解釋歷史,直探中華文化根源,表現出現代戲曲的深度,關懷關切到中華文化命運的大問題,實現了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即在傳承山西文脈基礎上實現中華傳統精神的人文關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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