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榮發展社會主義文藝”要“提升文藝原創力，推動文藝創新”是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提出的，也是自2014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發表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來多次強調的新時代文藝發展的重要命題。此次在十九大報告中再次重申，足見這一命題對文藝創作保持活力、產業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意義。同時，“文藝創新”也是中國文藝發展從高原向高峰邁進的基礎保障，更是新時代中國文藝不斷推出“思想精深、藝術精湛、制作精良”藝術精品的重要前提。

“提升文藝原創力，推動文藝創新”是基于當下文藝創作發展狀況的總體判斷提出的，可謂恰逢其時，也是新時代中國文藝守正創新、繁榮發展、質量提升所迫切需要的。文藝原創力與創新性，既是作家藝術家創造力的標志，也體現著一個民族的藝術創造精神和整體活力。從文藝發展史的角度看，不難發現，在文藝原創力高揚的歷史階段，總是藝術創作精品頻出的時期;反之，原創力水平低下、創作者主體精神萎靡則必定造成文藝凋敝。

文藝原創力，誠然是審美主體精神和創造力的外化，但審美創造從來都不是憑空孤立產生的，而是審美主客體交流契合的產物，是創作者植根生活、體察人生、進而加以藝術提煉提升的結果。“外師造化，中得心源”，原創力之“源”雖然是以“心源”為“洪爐”，卻并不止于“心源”，“心源”最終離不開“造化”之功。離開了審美對象、脫離了生活的滋養，創作也就成了無本之木、無源之水，這也正是馬克思“實踐論美學”所強調的社會實踐之于作家藝術家的重要性。由此看，“深扎”正是對文藝原創力之源的準確揭示，也是講好“中國故事”的必須。通過“深扎”，創作者才能夠探入生活的富礦，探尋到地層深處奔涌的激情，把握社會真相與生活內蘊，而不是懸擱在生活表面，浮皮潦草地表現杯水風波或生活漣漪。

“中國故事”當然也是“世界的故事”，好的藝術作品總是可以引起普遍的情感共鳴，“中國故事”一定具有文化的通約性。但“中國故事”首先需要立足于本土的問題意識，需要創作者把握紛繁復雜的“中國經驗”。中國當代社會急速發展，多元文化交會擠壓在一個時代斷層之間，勢必造成中國經驗前所未有的豐富與復雜，這加大了當下作家藝術家把握的難度，但也為新時代中國文藝提供了藝術創新的廣闊天地和深厚基礎。在此，中國傳統文藝與世界藝術創作經驗無疑都是當下創作可資借鑒和學習的對象。模仿學習是創造的基礎，所謂推陳出新，出發點應該是我們本土的生活現象，落腳點則是為激發和提升我們的藝術創新水平，而不能陷入對西方藝術技巧的亦步亦趨、頂禮膜拜。說到底，提升文藝原創力與藝術創新水平離不開創作者對本土文化的深厚感情及對中國國情的深刻理解，而其基礎則是作家藝術家“以我為主”的“文化自信”與“藝術自覺”意識。

藝術創新表現在方方面面，可以是形式上的突破，也表現為內容出新。近年來，影視創作在表現對象和領域上有明顯拓展，視野開闊、表現內容日益豐富。行業劇特別是在“一帶一路”倡議影響下，出現了一批有著國際視野與表現內容的影視劇作品，彌補了特定題材創作的空白。如表現核潛艇部隊年輕官兵成長的《深海利劍》，表現我軍反恐部隊和維和部隊在跨國反恐斗爭和海外維和執勤中的《反恐特戰隊獵影》《維和步兵營》等。最突出的當屬2017年創造了極高票房的電影《戰狼2》，該片作為新主流大片的優長很多，其中表現內容的出新也是影片獲得成功的一個因素。再如網絡劇類型元素的出新近年來也取得了比較突出的成績，浪漫唯美的玄幻劇已推出了一些質量上乘的作品，這些作品有益借鑒和巧妙運用了中國的神話傳說，是古老母題原型的移步換形和當代變體，由此讓優秀傳統文化煥發了活力與生機，也彌補了傳統電視劇相應類型的短板。再如刑偵題材網劇《白夜追兇》《無證之罪》等也因表現內容接地氣、對歐美同類型劇敘事技巧的本土化改造受到年輕觀眾群的普遍歡迎。同時，也需指出，當下網絡劇改編仍然比較依賴網絡小說，對所謂大IP的迷信并未真正減弱。影視創作及改編的母本來源需要拓寬視野，積極開發傳統文學與當代文學名作這一改編富礦，開發原創劇本，以改變當下影視作品偏向玄幻化、現實題材創作輕淺化的創作癥結。

表現內容的出新是藝術創新的一個層面，帶有題材占先的討巧意味。更深層有力的創新還在于藝術作品內涵與質量的提升。在這方面，前文提及的軍旅題材作品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局限，創作質量尚有較大的提升空間。題材的新穎，并不能代表創作的深度。浮光掠影或一知半解，還遠遠達不到“深扎”的程度，也很難對特殊表現內容有深入的把握與呈現。當下，職場劇、行業劇創作十分活躍，但創作者對特定行業了解、深入得不夠，一些行業劇如《親愛的翻譯官》《外科風云》等正是因為行業硬傷而為人們所詬病。創作者對行業深入了解的程度和藝術素養最終決定著作品的水準。如《浮沉》的原作作者有著十年的外企職業生涯，劇中對職場年輕女性成長的表現也就避免了《杜拉拉升職記》中看似浪漫化、實則虛假輕飄的表現，更是《北上廣不相信眼淚》這類對職場隔膜生澀的作品完全不可同日而語的。

藝術的高下，在境界、在情懷，也滲透在細節——藝術的“褶皺”之間。這種功力，正是來自于“深扎”積累的生活體驗。如劉和平編劇的歷史劇在業界學界有口皆碑，它植根于創作者對中國歷史文化、時代社會的深入思考。在他的歷史劇寫作中，寄托了創作者對“文化中國”的深厚理解。這表現在人物的行止談吐、精神氣質中，也反映在內蘊豐富的風物古跡、世態人情之間，創作者以自己的一系列作品建構起了一種獨屬于劉和平歷史劇的審美意象與文化印記。

與之相對的，套路化概念化則是創新的大忌，《女醫·明妃傳》《孤芳不自賞》《大唐榮耀》《錦繡未央》等一系列大女主戲，短時間一窩蜂出現，但卻一再重復著“霸道總裁愛上我、滿朝文武(多國皇帝/王公)愛上我”的平庸套路，扁平化的人物設置和戲劇沖突只能讓觀眾迅速地審美疲勞。此前的《甄嬛傳》雖然同樣是宮斗劇，但原本是一部敘事精巧、制作精良的作品，劇中對古詩詞意蘊的影像化呈現、人物對白的個性化表現，以及音樂、舞蹈、服飾等古典審美的韻味與意境也都別具一格。但因這種后續的跟風之作扎堆出現，而最終敗壞了這一類型劇的口碑。

對于影視創作而言，改編雖屬二度創作，不在原創范疇，但仍然需要藝術創新精神的體現。事實上，這種創新意識也貫穿于整個創作流程和環節中。作為一劇之本，編劇環節是重中之重，是一部作品創造力的最初體現，也是創作集體藝術匠心的集中反映，需要解放編劇的藝術生產力，尊重編劇意見及藝術裁決權。今年的改編力作《白鹿原》代表了國產電視劇的文化品格，作品較好地還原了原著的精神意蘊，又剔除了原著中封建迷信、情色渲染及過多的魔幻敘事，表現了一個民族、一種文化涅槃、浴火重生的艱苦過程;也很好地發揮了影像藝術的優勢，使作品的影像品質、象征意蘊、審美風格都達到了較高水準，營造出深厚的歷史質感，與電影改編、某些話劇版的改編相比，都更為成功，為名作改編與二度創作提供了寶貴的藝術經驗和示范作用。

影視創作流程的各個環節如導演、表演、攝影、音樂/錄音、美術、服裝、化妝、道具等，處處體現著藝術匠心，是規范、秩序之外需要的靈氣灌注與才情投射，也一樣呼喚保持本原的藝術赤誠之心與對待藝術的虔敬初心。在二度創作階段，同樣需要激發導演闡發劇本的原創力，改良創作團隊的權力結構，改變大牌明星說了算的現狀。演員的二度創作中同樣包含著重要的創造力，去年的家庭倫理劇《情滿四合院》中，以北京人藝為主體的強大表演陣容令人過目難忘，京腔京韻、蘊涵豐富的對白更是作品的一大亮點。亟須對當下演藝市場上表演創作水準偏弱、地位、片酬卻畸高的現象加以管理和引導，行業自律、藝人經紀及觀眾培養等角度的綜合治理也亟待加強。

此外，藝術創作的人才培養模式也需要圍繞原創力的提升進行相應調整，加強高等藝術院校對綜合性創新型人才的培養力度，豐富編劇導演的知識結構，以改變目前年輕編導因學養修養不足，大量出產外行的行業劇、虛假的現實劇、胡編亂造的歷史傳奇劇等創作亂象。

創作流程和環節的影響制約之外，版權保護、法律法規的完善等系統綜合工程也影響著原創力和藝術創新的提升。在這方面亟須加大綜合治理的力度、可謂任重道遠。必須嚴厲打擊抄襲之風，以保護文藝原創權益和創造力。制衡并糾偏當下以技術和資本為主導的產業驅動模式對內容原創力的擠壓與扭曲，努力建構以創作者為本、審美提升為內核、政策管理為保障、人才培養為基礎、市場優化為驅動的影視劇原創力綜合聯動提升策略，以文藝原創力與創新精神為基礎，實現中華文化的偉大復興。

(作者為中國傳媒大學藝術學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