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文藝思想作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需要在這樣一個大的理論框架中來理解和認識，它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確立文化自信，構筑中國精神、中國價值、中國力量和中國形象的理論基礎和實踐指南。在此意義上說，習近平文藝思想本身所具有的理論品格將是構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理論或者說“21世紀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話語體系、學科體系最重要的精神底色。

一是問題導向的時代性。時代是思想之母，實踐是理論之源。馬克思曾說，“問題就是公開的、無畏的、左右一切個人的時代聲音。問題就是時代的口號，是它表現自己精神狀態的最實際的呼聲”。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必須面對的根本矛盾和挑戰以及由此引起的重大問題、重大關切，這些重大問題和關切不僅僅是對個人的牽引，同時它也要求一種學說與思想實現對時代問題的思考和理論表述，形成自己的理論命題。習近平文藝思想就是針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進入新時代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新挑戰，對中國社會主義文藝的地位、性質、方向、價值、功能和發展路徑的經驗總結和理論概括。新時代中國社會現實最大的最主要的矛盾和問題就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廣泛，不僅對物質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長”。這種判斷充分肯定了人作為人的全面需求，成為全面人的多樣性復雜性需求，其目標就是“人的全面發展、社會全面進步”。對于新時代現實根本問題的如此概括，是一個了不起的理論創新，已經大大不同于過往對人的理解、對人的需要的理解以及對未來社會的理解，它既是面向現實的，更是面向未來的。

這樣的新時代矛盾與根本問題吁求當代文藝及其理論的使命擔當，文藝不但要謳歌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要面向未來探索美好生活的可能，還要批判任何不合理不應然的現實之弊，以未來之光燭照現實。人民的美好生活不會自然到來，需要艱辛的付出、勇敢的創造方能獲得，在這一歷史進程中需要用高尚的文藝引領社會，需要用文藝的力量溫暖人、鼓舞人、啟迪人，“引導人們找到思想的源泉、力量的源泉、快樂的源泉”，需要用“有筋骨、有道德、有溫度的作品，鼓舞人們在黑暗面前不氣餒、在困難面前不低頭，用理性之光、正義之光、善良之光照亮生活”。為此，文學藝術家必須“用博大的胸懷去擁抱時代、深邃的目光去觀察現實、真誠的感情去體驗生活、藝術的靈感去捕捉人間之美”，真正反映生活本質，開掘精神意蘊，領悟生命本真。習近平文藝思想的理論創新正是孕育在這與時俱進的當代問題意識中，形成于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思維路徑中，立時代潮頭，發思想先聲。

二是主體自覺的中國性。偉大的時代需要偉大的理論，偉大的理論誕生于偉大的事業。可以這樣說，當代中國正在經歷著前所未有的深刻轉型，在中國走好社會主義現代化之路，中國沒有經驗，世界沒有先例，“當代中國的偉大社會變革，不是簡單延續我國歷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簡單套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設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國家社會主義實踐的再版，也不是國外現代化發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現成的教科書”。所以，幾十年來，當“中國奇跡”發生并一直持續的時候，如何講述中國，成為一個世界性的理論挑戰。習近平總書記充滿信心地說：“歷史表明，社會大變革的時代，一定是哲學社會科學大發展的時代。當代中國正經歷著我國歷史上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也正在進行著人類歷史上最為宏大而獨特的實踐創新。這種前無古人的偉大實踐，必將給理論創造、學術繁榮提供強大動力和廣闊空間。這是一個需要理論而且一定能夠產生理論的時代，這是一個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夠產生思想的時代”。可以說，歷史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機遇，也提出了這樣的時代需求，這里中華民族艱苦卓絕的中國道路的探索必將為世界提供中國方案、中國智慧，從而形成“后西方時代”的中國話語、中國文藝與文化。習近平文藝思想具有強烈的主體意識，其理論關鍵詞是“中國”，以我為主，“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熔鑄古今中外優秀思想而自出機杼。

沒有強烈的主體自我意識，鸚鵡學舌人云亦云，不可能有理論創新、理論自信。從總體上看，近四十年，對當代中國文藝理論影響最大的是西方文藝理論，西方文藝理論紛至沓來，形成了一段并不對稱的中西方文藝理論的交往史和交流史，西方文藝理論在中國的“旅行”與“存在”影響與策動著當代中國文藝理論的建構。這些進入中國當代語境的西方文藝理論，“既是帶有殖民色彩的西方話語，也是中國人用以抵抗其殖民因素的話語”(劉禾語)。但反觀這些年中國文藝理論的發展，毋庸諱言的是，面對西方的強勢話語，我們很難有一種從容平等的心態來對話，因此今天中國文藝理論建設面臨的巨大挑戰之一就是，西方文藝理論的基本理論、基本方法論、范疇體系、理論形態、學理規范已經成為中國文藝理論的主導范式，中國文藝理論并沒有真正建立起自己的話語體系，并沒有根本上解決“西方文藝理論在中國”的問題，甚至如一些學者所批評的，中國的藝術文本變成了西方文藝理論的“中國注腳本”。當我們以西方文藝理論為學術依據來觀照現實生活，進行審美活動，表達文藝思想，構造文藝理論體系，并以此來反思、闡釋中國古典和現代文藝思想的時候，還是在把“西方文藝”“西方文藝理論”作為“世界文藝”“世界文藝理論”來看待。換言之，我們缺乏必要的清醒的“中國意識”。因此，中國當代文藝理論話語體系、學科體系的構建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堅守中華文化立場，立足當代中國偉大的現實實踐，通過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總結好新時代中國經驗，才會出現理論界一直企盼的“輸出東方”的可能圖景。

三是全人類格局中的世界性。馬克思的世界歷史理論揭示了現代民族國家形成與各民族交往和聯系的加深以及民族片面性的日益消失之間的關系，闡明了“世界文學”來臨的現實基礎與可能。同時，馬克思認為，以資產階級國家為代表的共同體形式是“虛假的共同體”或者說是“冒充的共同體”。隨著全球化的日益加深，“發生在遙遠地區的種種事件……都比過去任何時候更為直接、更為迅速地對我們發生著影響。反過來，我們作為個人所做出的種種決定，其后果又往往是全球性的”(吉登斯語)。此言雖略顯夸張，但是，人類今天的命運確乎更為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不僅僅是指民族國家的組織形式之間，也是指每一個地球村村民之間。當今世界呼喚“真實的共同體”的出現，共同面對人類、每個民族、同時也是每個人的生存與發展所遭遇的威脅與挑戰。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言，“這個世界，各國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類生活在同一個地球村里，生活在歷史和現實交匯的同一個時空里，越來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這里，文學藝術、哲學美學有自己的使命，需要探索“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及其培育的可能性。歷史地看，今天討論這種文學、文化的世界性，自然不能再被限定在源發自西方資本主義世界性生產所形成的“西方中心主義”世界，也非拘囿于所謂“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東方中心主義”的新世界，而是在全人類格局中，旨在構筑“人類命運共同體”意義上的世界性。

當代世界，中國文藝理論創新不足，影響不大，更難說有什么話語權、主導權，固然與中國長時期的并不太高的國際地位有關，與當代中國文化創造的魅力和吸引力不足有關，但在很大程度上也由于當代的中國文藝實踐及其發展模式總體而言是基于西方現代性文藝發展的路徑，并由此在創作和欣賞兩方面都形成了相應的審美心理、情感結構。單就一些具體創作實踐而言，很可能某些中國當代文藝創作早已經達到甚至超過西方當代乃至更早的現代性藝術水平，但是正如宋代詩歌無論怎樣完美，也注定無法超越盛唐詩歌藝術的影響力和震撼力，中國現代性文藝實踐如果走不出西方現代性的世界，難以走自己的路，中國文藝理論也就難以獲得創新性發展的土壤和基礎。因此，中國當代文藝創作“要把提高作品的精神高度、文化內涵、藝術價值作為追求，讓目光再廣大一些、再深遠一些，向著人類最先進的方面矚目，向著人類精神世界的最深處探尋”。如果要創作這種世界性的、人類性的文藝作品，自然需要作家藝術家有這樣的全人類性的視野、情懷、胸襟、格局和追求。在此前提下，我們才談得上形成面向世界而具有世界影響力的中國文藝理論。

四是人民主體的價值指向性。馬克思曾指出“人民歷來就是作家‘夠資格’和‘不夠資格’的唯一判斷者”。人民文藝，這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基本價值維度，是社會主義文藝實踐的根本方向。在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不但擲地有聲地重申：“社會主義文藝是人民的文藝”“一切優秀文藝工作者的藝術生命都源于人民，一切優秀文藝創作都為了人民”“人民需要藝術，藝術更需要人民”，而且，他更是突出強調，人民的文藝就是既把人民作為文藝表現的主體，也把人民作為文藝審美的鑒賞者和評判者，作為文藝的價值評判的主體。這是習近平文藝思想最鮮明的價值色彩，也是其區別于那些標榜“去意識形態”或“非意識形態”的意識形態文藝理論話語最顯著的理論特質。

新時期以來文藝的“去政治化”“去意識形態化”及其變體“泛意識形態化”，成為一股影響巨大的思潮，這股思潮有各種各樣的表現形式，或以價值中立的知識論方式出現，或以普遍人性論的方式出現，或以生命意識論方式出現，或以形式中心論的方式出現，不一而足，這里大談人、人性、主體、心理、生命、無意識、形式、結構、符號、程序，置換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基本話語范疇，人民、勞動、階級、黨性、現實、傾向性、意識形態等等都成為有意無意規避的對象，即使偶爾出現，也成為被掏空內涵的漂浮的能指。當文藝理論話語體系越來越遠離人民這個價值指向的時候，也就是文藝理論越來越失去中國性、當代性的時候，以至于近些年有學者不得不重新提出“新人民文藝”“人民美學”。人民性的價值指向應是當代中國文藝、中國文藝理論不可或缺的靈魂和精神內核。當然，如何深刻理解人民的內涵，如何真正實現為人民的文藝創作和理論構建，切實彰顯文藝的人民性，這是需要經過不斷的探索和艱苦的實踐的，任重道遠，但這里大有可為，因為“只有永遠同人民在一起，藝術之樹才能常青”，文藝理論也才能成為時代文藝健康發展的航燈。

(作者為北京大學中文系黨委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