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西方文學潮水般被介紹引進中國，白話文運動興起，隨之而來的是中國傳統小說的敘述方式被徹底改寫。

“我們是在用漢字寫西方小說嗎?”這是中國臺灣作家張大春長久以來的疑問，也是當今很多作家思考過的問題。

8月13日，作家金宇澄、張大春做客上海圖書館“書香·上海之夏”名家新作講壇，漫談中國小說傳統，為8月17日即將開幕的上海書展提前預熱。

張大春(中)、金宇澄(右)在講座現場

中國現在的小說大部分是用漢字寫成的西方小說

“我們這輩人，哪怕是上輩人開始寫小說，往往是我們讀了小說，就覺得‘我也可以’，很想跟著學。”張大春提到，此前科班出身的寫作者并不多見，大部分作家都是經由模仿走上創作的道路，彼時中國傳統章回小說的傳統已被打斷，“至少在臺灣，有一個很長的時間內，在文本教育和美學欣賞上，絕大多數人是直接看了翻譯小 說，就放在自己的作品里。”

這也就造成了近代當代人寫小說，好多都是模仿西方小說中的傳統，長篇長不過堂吉訶德，短篇也不像中國傳統小說中的那么短。

這一“用漢字寫西方小說”的潮流開始得遠比想象得早。張大春認為，早在19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的小說中，就絕大多數都是用漢字寫成的西方小說。甚至，更早的晚清時期，西方小說在中國的影響已經十分顯著，劉鶚的《老殘游記》中，每當主角老殘解開一個懸案，他的朋友就會稱贊他，“你真是我們的福爾摩斯啊。”

“我們很難想象劉鶚那時候已經讀過《福爾摩斯探案集》，但事實是，這部小說在當時影響很大。”

張大春(中)、金宇澄(右)對談中國小說傳統

中國的小說脫胎于談天說書的傳統

西方文學的敘事方式和中國傳統文學差別巨大，有倒敘、插敘等打亂時間的敘述方式，有嚴整規劃好的結構。

而中國小說中，寫一個人，向來是開篇就寫清楚他是何方人士、家世背景如何，寫歷史，向來是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的最早源頭展開話題，幾乎沒有打亂時間的敘述。

張大春認為，中國的小說脫胎于談天說書的傳統，一段故事會被不斷講述，在重復使用過程中不斷被加進內容，“當一個故事不斷被敘述而不會引起侵權糾紛的時候， 這個民族就會形成一個不斷擴大的聊天圈子。久而久之敷演出越來越完善的文本。”在這種閑話式的敘述中，嚴整的結構，反而并不是最重要的。

張大春自己很喜歡這種“說書人”式的傳統敘事。他1957年生，山東人，屬于“臺灣外省人第二代”。還沒上小學，父親就把《三國演義》《西游記》《水滸傳》等一路對他說下來。

后來，開始寫書的張大春也把自己定義為“說書人”，鐘愛傳統，喜歡在小說中“炫技”。他的《城邦暴力團》中各種典故信手拈來，興致上來，筆觸常常蕩出很遠。

有讀者現場談到讀這本書的感受，說一氣讀下來覺得酣暢淋漓，但中間一旦斷掉了，過幾天想撿起來就無法續上，要翻回去看十幾頁才能想起之前講了什么。

張大春很得意于自己的敘述，但也不無遺憾地承認，并不是興致所發，想寫到哪里就寫到哪里，“骨子里還是西方文學的寫法，一切結構都是事先安排好的。”

金宇澄：寫《繁花》是“想向傳統靠近一點”

張大春認為如今真正在寫中國小說的人也還有，其中一個是金庸，一個是金宇澄。

“金庸的作品，每一部都是道地的中國小說，他描述事物的方法是非常傳統的。在他14部小說中，只有《笑傲江湖》是在令狐沖出場之前，就通過倒敘、通過他人之口累積了大量關于男主角的期待的，這不是中國小說里的常用手法。”

而金宇澄的《繁花》，在張大春看來，正是“說書人”聊天式的敘述方式寫成，“金宇澄很會發揮這種閑聊蕩開一筆、而且越蕩越遠的寫法。我認為這是充分保留了中國傳統文學本質的敘述方法。不斷渲染增補填充一些文本內容。”

金宇澄把寫《繁花》的過程比作一個重拾中國傳統文學價值的過程。他特別提到，自己是有意在接續民國時期言情小說流派“鴛鴦蝴蝶派”的舊式風格，在寫作中把鴛鴦蝴蝶派的句子搜羅進去，放在小說之中，“味道馬上就不同了。”

文學需要識別度，金宇澄認為，從這一點上看，曾經被我們拋棄的舊式文學，在當今的中國文學中依舊有重要價值，接續這一傳統，是中國文學走出自己特色的一種方式。

現場觀眾

提到中國小說傳統，金宇澄認為中國文學在對待傳統的態度上有很多局限性。中國文學與西方文學的底子是不一樣的，而‘五四’造成了中國文學傳統的斷裂。提及他的代表作《繁花》，他指出現在有些小說就像是西方小說翻譯過來的，而他寫《繁花》是“想向傳統靠近一點，想做沒人做的事，沒有想要改變什么，只是想要特別 一點”。

當天下午，金宇澄手繪文學插畫展也在上海圖書館開展。插畫展將于8月13日至8月19日期間，在上海圖書館一樓目錄大廳向廣大市民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