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與其他國家其他文明相互交流的過程中，在“人類文明”這個更大的平臺上，“中國”獨特的價值內涵才能更充分也更直接地被意識到。實際上，晚近以來，正有不少作家致力于此。這是中國當下文學發展中值得注意的新現象。

“文學與中國”是一個具有鮮明時代特色的論題，在我看來也相當精準地抓住了當下文學發展的核心關切。自近代以來，在中國白話文學發展的一個多世紀當中，我們曾在民眾啟蒙的意義上觸及過“文學與國民性”的論題，在民族救亡的意義上觸及過“文學與中華民族”的論題，在文化普及的意義上觸及過“文學和大眾”的論題，在革命的意義上觸及過“文學和階級”的論題，在文明接軌的意義上觸及過“文學與世界”的論題。所有這些論題在它們各自的階段都有真實的歷史內容和深刻的歷史意義，但是在今天，可以說到了一個能夠將過去的這些論題都加以對象化思考的、嶄新的歷史時刻，立足“中國”、深刻理解“中國性”，正是這一時刻的最大特征。

近代以來的中國歷史，是中國人奮起抵抗、爭取獨立自主的歷史。但是也應該看到，在這段歷史的很多時刻，我們抵抗的對象也往往同時就是我們試圖模仿和接軌的對象，這導致奮力抗爭的同時又帶來了對于中國自身價值的壓抑和否定，我們努力變得更像別人而非更像自己。在哲學上，可以說是從一個外在的普遍性出發來審視中國，在思想的深處視中國為一個停留在特殊性階段的客體。這種自我貶抑的思維慣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近代以來的中國積貧積弱的物質性現實所決定的，而新世紀以來，特別是全球性金融危機以來世界格局的巨大變動使我們獲得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契機，那就是正面地、以我為主地來看待“中國”這個概念所包含的深厚的實踐內容和理論表達，不只是回答別人給我們所導致的難題，而是要自己設置議題。

在這種新的歷史條件下，提出“文學與中國”的論題恰逢其時。論述文學和中國的關系，首先就意味著要在文學中來講好“中國故事”，很多評論家很早就論述過這一點。如李云雷說過的：“講述‘中國故事’，就是以文學的形式凝聚中國人豐富而獨特的經驗與情感，描述出中華民族在一個新時代最深刻的記憶，并想象與創造一個新的世界與未來。”以此為出發點，我們還可以說，“文學與中國”不僅意味著將文學的對象瞄準在人口、疆域、民族構成等等意義上的實體化的“中國”，而且也需要作家和文學研究者在主體意識上立足“中國”，以“中國意識”和“中國視野”來展開文學寫作和文學研究工作。

主體性地以“中國意識”來寫作和研究，意味著將“中國”化成一個包含嶄新價值維度的理論概念。魯迅1927年在評論陶元慶畫作的時候指出文藝作品中應當有“中國向來的魂靈”，毛澤東1938年強調文藝作品應該有“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都是在一個新價值的維度上來理論性地把握“中國”。要理論性地把握“中國”，不能只是停留在對于“中國”的同義反復之上，而要深入闡發“中國”的價值內涵。在20世紀的思想和文化史上，很多思想家都力圖從“中國”歷史的內部去發掘“中國”的價值內涵，比如章太炎從魏晉宋齊梁五朝的法律中總結的“重生命、恤無告、平吏民、抑富人”的傳統，呂思勉、蒙文通從前秦和漢代的歷史中所總結出的“大同”傳統，都是明證。在文學上，魯迅對于魏晉文章的推重、周作人從明末小品文的角度對于新文化源流的闡發也都可以看作是對“中國”內部所包含的新價值的發掘。

在歐風美雨長期的侵蝕之下，要正面但又不是復古性地闡發“中國”的價值內涵是一件艱苦的工作，而不是一勞永逸的工作。對于文學創作來說，上述先行者的努力自然應該予以自覺地繼承，但更重要的恐怕還是接續中國文學特別是中國現代文學偉大的現實主義傳統，置身于變動的中國現實內部，忠于現實，以驚異的眼神去體察我們的國家和社會每一細微的變化。這要求作家要有一種徹底的反形而上學的自覺意識，打破所有外在的既定的教條性話語，緊貼在中國的地面上，去寫出中國大地的每一次律動。

也就是說，我們目前所處的階段是一個需要“中國”煥發出新的價值內涵，但這一價值內涵還未定型的歷史階段。舊的由外部所賦予的普遍性還沒有完全退場，以“中國”為表征的新的價值也同時是新的普遍性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新舊價值觀正處在一種沖突、纏斗的狀態之中。在文學寫作上，個體性視角、啟蒙視角、階級動員視角、革命視角、文明論視角等等都顯示出其在把握新的現實變動上的局限性。在這新的歷史階段，內部性地體察中國的現實脈動就成為首當其沖的要求。從現實內部來體察現實，意味著把所有原來既定的視角都相對化、語境化。

除了主體性地彰顯“中國”的價值內涵，在“中國”這一宏大領域中來書寫作為整體的“中國”的現實之外，“文學與中國”這一課題在今天還意味著一種以“中國”為單位在世界范圍內的參與意識。梁啟超1901年在《中國史敘論》中曾提出“中國之中國”、“亞洲之中國”、“世界之中國”的說法，他以乾隆末期以來的中國為“世界之中國”。我想說，中國作為“世界之中國”的特征在今天正以前所未有的姿態顯示出來，“一帶一路”和“人類文明共同體”的提法正表現了這一點。和梁啟超時代的中西交涉競爭相比較，今天的中國在世界上的參與更廣泛深入，也更從容主動，作家們對于這種參與的感受和由主動參與而帶來的世界視野的拓展也應有相當的敏感和書寫意識。正是在與其他國家其他文明相互交流的過程中，在“人類文明”這個更大的平臺上，“中國”獨特的價值內涵才能更充分也更直接地被意識到。實際上，晚近以來，正有不少作家致力于此。這是中國當下文學發展中值得注意的新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