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中華文化創新發展的方法論思考

習近平同志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指出：“中華民族有著深厚文化傳統，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體系，體現了中國人幾千年來積累的知識智慧和理性思辨?！薄熬d延幾千年的中華文化，是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成長發展的深厚基礎?！睒嫿ㄖ袊厣軐W社會科學，需要我們不忘本來、立足現實、面向未來，從方法論層面深入思考和解答如何實現中華文化創新發展的重大時代課題。

處理好“述”與“作”的辯證關系

盡管不同文化有著不同的起源和演進軌跡，但所有富有生命力的文化都要回答同一個問題，那就是如何在新的時代環境中繼承和發展傳統文化。就形式而言，文化創新發展有兩條途徑：一是通過傳承間接創新，二是通過建構新的文化形態直接創新。用中國傳統文化的術語來說，這兩種方法可分別稱為“述”和“作”。自老子、孔子、釋迦牟尼、蘇格拉底、柏拉圖等奠定“軸心時代”的人類文明格局以來，一些中西學者所提出的問題和進行的論辯沿襲多于創造，總體上呈現“述而不作”的局面?！安蛔鳌笨梢詮膬蓚€角度來理解：一是受時代條件限制或由于文化本身的缺陷，沒有能力“作”;二是因為“述”比“作”更重要，為了避免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式的“妄作”而有意識地“不作”?！笆觥庇挚煞譃閮煞N：單純的“述”是通過簡單重復來接續文化，而自覺的“述”則通過回到以往的問題、通過對已有概念和理論重新進行詮釋來實現文化的傳承和發展。第二種“述”可以帶來比傳統文化更為豐富的內容。正如當年孔子的“述”是他對禮崩樂壞的糾錯、是闡述其“禮治”“仁政”思想的手段一樣，每一代文化人的“述”都具有鮮明的問題意識和時代特色。從這個角度說，“述”的意義在于從新角度反思老問題，并通過創造性的重新詮釋，為人們所面對的新問題提供解答。毫無疑問，這樣的傳承是文化創新發展的有效手段。

“述”中有“作”、以“述”為“作”，或者說，先“我注六經”后再“六經注我”，這既是中華文化傳承與發展的特點，也同人類文明傳承與發展的一般規律相契合。自“軸心時代”以來，人類文明在廣度和深度上不斷拓展對人生與世界的認識，同時又不斷以不同方式回到“原點”，思考什么是人、人為什么存在、人將要走向何方、人與周圍環境的關系、人在宇宙中的位置等重大問題。為回答這些問題，一代又一代思想家設計出種種理論、論辯和思想實驗，從孔子關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訓示、孟子關于“學問之道無它，求其放心而已”的論斷、蘇格拉底對“認識你自己”和亞里士多德對“人是政治動物”的論證，到朱熹對“理一分殊”的理解、王陽明對“致良知”的追求、笛卡爾對“我思故我在”的執著、邊沁對“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的渴望、康德關于絕對命令的建構、黑格爾對絕對理念展開的辨析，再到20世紀存在主義、現象學、分析哲學、哲學詮釋學、政治哲學、德性倫理學、社群主義的興起，都是為了不斷深化對人與世界的本質及其相互關系的認識。這些理論和思想融匯歷史性與現實性，揭示了文化創新發展的基本規律和本質特征。馬克思主義則從以德國古典哲學、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法國空想社會主義等為代表的人類文明優秀成果中汲取豐富養分，建構了以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為旨歸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從而成為時代精神的精華，為人類文明發展指明了方向。

除了通過“述”即重新解釋和傳承來創新，文化創新的另一種方式是直接通過“作”即原創來回應特定時代提出的挑戰，解析時代的特殊境遇和需要，構建新的理論體系和文化形態。歷史經驗表明，社會大變革的時代一定是思想文化大發展的時代。當代中國正在進行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偉大實踐，必將為理論創造、學術繁榮和文化發展提供強大動力與廣闊空間。如何在新條件、新境遇下實現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與弘揚，如何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創新發展中華文化，如何在歷史與現實、中國與世界的交匯中形成新的話語體系，都需要對“述”與“作”作出新的解釋，對它們之間的關系進行新的建構，進而為中華文化創新發展提供方法論支撐。

處理好“損”與“益”的辯證關系

無論是“述”還是“作”，中華文化創新發展的必要條件是既不忘初心、接續傳統，又積極回答時代問題、回應時代需求;既對傳統有所割舍、敢于割舍，又立足當前勇于探索、善于探索，敢于走前人未走過的路，為古老的文化開創出一片新天地。

由此來看，促進中華文化創新發展，需要對傳統文化有所“損”、有所“益”，有所“取”、有所“舍”。中華文化是在5000多年的歷史演進中形成和不斷發展的，既包含大量歷久彌新、具有恒久價值與魅力的內容，又包含一些具有歷史局限性、今天已不合時宜的內容。因此，對傳統文化必須進行合理取舍。我們今天探討中華文化創新發展，也有一個如何辨別精華與糟粕的問題。從一般意義上說，對于那些在專制、封建、僵化體制下制約人的主體性、限制人們自由思考的傳統文化內容，必須予以拋棄。任何全盤接受傳統文化并試圖用其解決當代所有問題的做法，不僅在實踐上行不通，在方法論上也無法自圓其說。

促進中華文化創新發展，除了自覺地“損”，還應對傳統文化有所“益”。為傳統文化“益”什么、如何“益”?在方法論上值得深入探究。中華文化創新發展必須與當今的時代精神相一致，但時代精神不完全等同于社會思潮與社會心理，文化創新發展也不是對社會需求的簡單回應。因此，促進中華文化創新發展，需要充分發掘傳統文化的時代內涵，同時彰顯當代社會思潮與社會心理中蘊含的正能量，并實現二者相互融合、相互促進。這樣來看，中華文化創新發展既來源于現實，又必須高于現實。換句話說，中華文化創新發展既不是回到過去、重復“昨天的故事”，也不是隨意發揮、一味迎合當前時尚。這兩種做法都會割裂傳統與現代的聯系，是需要加以防范的極端。具體來說，前者是沒有主體精神的復古和仿古，一切以過去的觀念、禮儀、習俗為基準;后者則成了庸俗文化，認為一切現實都具有合理性，為庸俗、媚俗、惡俗的文化現象貼上合法性、合理性的標簽。這兩個極端在方法論上都是片面地理解“損”與“益”，要么否定“損”的批判性，要么曲解“益”的建設性，未能在“損”“益”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

中華文化創新發展絕不是脫離實踐、遠離時代的建構，而是在豐富多彩的社會實踐基礎上，把握社會發展規律，并在此基礎上找到新的生長點。同時，文化創新發展不僅是思想層面的創新發展，而且是生活方式、實踐方式的變革。使中華文化成為當代中國人的價值基礎、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是中華文化創新發展的基本價值取向，也是中華文化創新發展的主要標志。

處理好“文”與“質”的辯證關系

任何文化的發展都涉及形式(“文”)、內容(“質”)及其相互關系問題。孔子曾說：“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边@段話雖然是從內外兼修的角度討論理想人格塑造問題，但也為我們思考中華文化創新發展的方法論提供了有益啟示。中華文化的傳承、創新、發展，必須兼顧“文”與“質”，不斷豐富發展中華文化的表現形式和內涵底蘊。

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從先秦子學、兩漢經學、魏晉玄學到隋唐佛學、儒釋道合流、宋明理學，經歷了數個學術思想繁榮時期。在歷史長河中，中華民族產生了儒、釋、道、墨、名、法、陰陽、農、雜、兵等各家學說，涌現了老子、孔子、莊子、孟子、荀子、韓非子、董仲舒、王充、何晏、王弼、韓愈、周敦頤、程顥、程頤、朱熹、陸九淵、王守仁、李贄、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魯迅等一大批思想大家，留下了浩如煙海的文化遺產。在數千年的歷史進程中，中華文化的主流發展趨勢是以儒學為主干、以釋道為兩翼。從形式上說，儒釋道三家各有自己的傳承方式和路徑，形成了不同的學派，從而使中華文化呈現豐富多彩的“文”。如何使這些形式在當代中國人的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中得到進一步發展，是中華文化創新發展的重要課題之一。

與形式的創新相比較，內容方面的傳承與發展更為重要。無論采取哪種形式，中華傳統文化的主流都具有強烈的實踐性和時代性，具有鮮明的入世精神。我國古代的儒學宗師、道家大德和佛教高僧之所以能為后世所敬仰，就在于他們審時度勢，把握時代需求和時代精神，通過概念、理論和意義體系的建構，汲取其他學派的優秀成分豐富自身。無論是“居廟堂之高”還是“處江湖之遠”，儒釋道都沒有抱殘守缺、自我封閉，而是不斷加強彼此之間的互通互融，從而形成了中華文化三位一體的“質”。這一堅強的文化內核，是中華文化生生不息、歷久彌新的重要支柱。

促進中華文化創新發展，關鍵在于實現“文”與“質”二者新的辯證統一。當前，有的人過分注重“文”而忽視“質”，把中華文化當作漂亮的外衣，注重文化包裝而忽略文化內涵，這種“文化創新”是表象化、淺層次的。同時，也有一些人片面強調文化的“質”而忽略“文”，使文化成為與民眾生活割裂的高頭講章、陽春白雪，這是一種書本化而非生活化的創新發展，其生命力和實效性值得懷疑?？傊拔摹迸c“質”如車之兩輪、鳥之雙翼，不可偏廢，必須兼而有之，方能促進中華文化創新發展。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中華文化不是僵死的傳統，而是日新又日新的有機生命體。如何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新的發展進程中，通過“述”與“作”的結合、“損”與“益”的互補、“文”與“質”的相得益彰，使得中華文化適應新的時代需求，在形式和內容上得到更新，這是中華文化創新發展在方法論上的重要課題。一旦在方法論上取得突破，開放、包容、創新的中華文化必將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強勁動力，必將照亮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歷史進程。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