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縮寫為AI)不僅出現在《終結者》之類的科幻電影之中，也開始走進我們的現實生活。比如，綜藝節目《最強大腦》中，機器人“小度”在圖像識別等方面完勝人類選手;谷歌旗下公司開發的人工智能程序AlphaGo戰勝了圍棋世界冠軍。就連人類引以為傲的文藝創作，也開始遭遇人工智能的挑戰。日前，就在《中國詩詞大會》熱播的時候，清華大學語音與語言實驗中心(CSLT)作詩機器人“薇薇”通過了“圖靈測試”(“圖靈測試”是著名科學家圖靈在1950年提出的一個觀點，即將人與機器隔開后，如果有30%以上的機器行為被人誤會為是“人”而不是“機器”所為，則機器應被視為擁有智能。)機器人“薇薇”創作的詩歌令社科院的唐詩專家無法分辨，有31%的作品被認為是人寫的。此外，“機器人寫小說”“電腦作曲”的報道也開始見諸報端。

文藝創作，是通過人腦進行的一種與情感、知覺、記憶與思維相關的復雜的精神活動，這本是人類的驕傲。人工智能何以能夠攻進這一人類獨有的領地?面臨人工智能，人類傳統的文藝創作又會面臨怎樣的挑戰?

機器人“薇薇”開啟數據庫詩歌寫作模式

運行程序來寫作和程序本身一樣古老。世界上第一臺可運行程序的計算機運行的第一個程序，就是由科學家克里斯托弗·斯特雷奇(Christopher Strachey)編寫的情詩程序。該程序會抓取一些甜蜜的詞匯，連綴成浪漫的愛情詩。比如“親愛的，你是我深深的愛戀”之類。

機器人“薇薇”對于詩歌的理解，和它1948年的老祖宗相似。先來看看這首《春雪》：飛花輕灑雪欺紅/雨后春風細柳工/一夜東君無限恨/不知何處覓青松。這首詩一看就是機器人笨拙的模仿，只有完全不懂詩的人會認為這是“詩人”寫的。不說格律上的要求，就以詞句推斷，第一句說下雪，第二句又說下雨，到底是雪還是雨?三四句除了用了“東君”、“青松”之類常見的字眼外，內容不知所云，完全在混亂堆砌。

必須說，有的詩判斷的難度要大一點，比如這一首《落花》：紅濕胭艷逐零蓬/一片春風細雨濛/燕子不知無處去/東流猶有杜鵑聲。這一首的甄別需要推敲，但只要稍加思考，“細雨濛”之類別扭的用法還是可以被識別出的。同時從詩歌的內在節奏看，這首詩不能說一定是機器人寫的，但節奏比較糟糕，頭兩句帶有二人轉的韻律。

由這一類詩歌來分析，文學創作上，人工智能在模仿什么?人工智能的寫作本質上是一種“數據庫寫作”，其對于文學的模仿高度依賴數據庫，越是海量數據，越有助于人工智能的學習。比如，AlphaGo學習了三千萬步的人類棋譜。“薇薇”這類寫詩的人工智能程序，不知道學習過多少首古詩，估計是《全唐詩》五萬首的幾何倍數之上，故而可以在表面上，進行一些有模有樣的模仿。

不僅是詩歌寫作，人工智能在其他領域的寫作，也都是“數據庫”寫作。幾年前美聯社、雅虎網、福布斯網就運用人工智能依托新聞模板生成體育類、財經類新聞稿。2008年，據說是機器人寫的長篇小說《真愛》在俄羅斯出版，這本320頁的小說電腦只寫了三天——在有幾千本文學名著作為數據庫的基礎之上。

對于科技入侵文學的憂慮一再浮現

不像圍棋是有勝負關系的，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被量化，詩歌所展現的語言的優美與豐富的人類內心世界，永遠無法被量化、被標準化。人工智能在“閱讀”上可以遠遠超出所有詩人，能夠識別出哪些詞是高頻的，可以按照基本的詩歌規則組合出一首詩，但這種組合不是創作。

在這個意義上，無法區別的，是糟糕的作品與機器人寫的作品。如果把杜甫的詩和機器人寫的詩混在一起，肯定容易區分。

因此，就文學創作而言，人工智能未來有可能在編劇或網絡文學方面有所突破，畢竟除了一小部分杰出的作品外，無論劇本創作還是網絡文學，比較依賴標準化的情節模式與詞語搭配。而文學作品的模式化程度越強，越有可能人工智能化。概括地說，人工智能對于文學創作的取代，目前所能展望到的最高成就，是取代通俗文學，有一天或許是電腦自己來打字，上傳一部合格的網絡文學作品到網站上。

拉長歷史視野來看，每當技術變革有巨大突破時，對于科技入侵文學的憂慮就一再浮現。本雅明在1936年完成的《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一文中，就表達過攝影、電影出現后藝術作品“光韻”消亡的遺憾，而伴隨著廣播、電視、網絡的出現，文學這門古老的藝術一次次被宣判死亡。我們不必對此悲觀。文學理論大家錢谷融先生在20世紀50年代就提出過“文學是人學”，文學的復雜始終對應于人心的深邃，只要靈魂沒有枯竭，文學這朵藝術之花會永開不敗。

人性是永遠無法替代的部分

在今天討論人工智能與文藝的關系，筆者覺得真正擔心的不是人工智能開始文藝創作，而是我們對于文藝的理解趨向人工智能化。某種程度上，值得當心的是反向人工智能，即人性的智能化，不是機器人變成了我們，而是我們變成了機器人。比如上文所引的機器人詩歌，如果有較好的詩歌修養并不難識別，但在各種偽托李白藏頭詩的口水詩都可以在網絡上流行的今天，筆者擔心越來越多的人將無法判斷一首機器人詩歌和一首好詩的差距。

畢竟，人工智能不是簡單的“工具”，人工智能和現代社會有高度的同構性，本質上都是高度理性化的產物。以理性為核心邏輯的現代社會，將人性想象為“經濟人”或“理性人”，趨利避害，以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為目的;而人工智能所設定的“人”，可以看成是一個理性發達、情感淡漠的人，二者的人性想象有相似之處。

這種“理性人”與資本高速運轉的時代相匹配，服務于利潤的最大化。我們知道人工智能高速發展的背后，是資本的邏輯，比如機器人產業蔚然興盛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降低人力資本，富士康公司在2016年已經利用機器人將昆山工廠的工人人數從11萬降低到6萬。可以設想，假設機器人技術更為成熟，那么剩下的工人崗位也岌岌可危。如果從資本的視角出發，最理想的人就是流水線上的人，或者更直接地說，是流水線上的機器人。

這再一次回到英國學者查爾斯·珀西·斯諾在著名的《兩種文化》中提出的“科學”與“人文”之爭。今天的我們注視著人工智能，也許就是在注視著未來的自己，我們必須警惕科學對于人文的步步蠶食。目前好像是機器存在于人類的運轉中，但也許換一個角度，人類不過是存在于機器的運轉中，就像卓別林的電影《摩登時代》所揭示的那種狀態。在人工智能的時代，也許我們可以更堅定地定義人性：什么是人性?人性是那永遠無法被人工智能所替代的部分。

(作者:劉春 系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