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微博上，曾有人調侃：“有些冷門作家的作品很好看，比如有個趙本夫。”確實，提起趙本夫的名字，大多數讀者都不知道他有什么作品，但提起《天下無賊》則會有很多人驚慨一聲“噢”!

3月4日，由人民文學出版社主辦的讀者見面會在上海書城舉行，作家趙本夫便攜十年磨礪的新作《天漏邑》與讀者進行交流。

這位因影視劇而名聲大噪的“冷門”作家怎么看自己的《天下無賊》?趙本夫承認，《天下無賊》是改編得比較成功的電影，但是他也曾說過：“小說是我的，電影是馮小剛的。”他覺得，《天下無賊》還不是他最好的小說。

至于新作，趙本夫用田野調查的方式，描寫了一個充滿謎的村子——天漏邑。從這個叫天漏邑的村子里，走出了兩位抗日英雄，也是雙雙成謎。《天漏邑》著眼抗戰，趙本夫在其中塑造出了一種“非典型”抗日英雄。如何“非典型”?他對文學作品改編影視劇怎么看?澎湃新聞以此次活動為契機，與趙本夫展開一次對談。

趙本夫

澎湃新聞：您的《天下無賊》因為改編成影視劇名聲大噪，在后來的寫作過程中，會不會也想往影視劇的方向靠近，讓作品更容易被改編?

趙本夫：絕對不會。一個作家如果為影視寫作是完全不同的寫作，像我這本新書《天漏邑》要改編成影視劇就很難，因為里面觸及一些比較深邃的話題，在影視表現方面比較困難。因為這部作品盡管有抗戰的內容在里面——現在抗戰劇也已經做得很多了，但小說里，比如有一些“非典型英雄”影視劇就很難處理。

戲劇劇本本身是有套路、模式的，看電影、電視，如果兩三分鐘沒一個高潮，觀眾就不看了。但文學小說不是這樣的寫法，小說最忌諱的就是套路，古人講“文無定法”，文章寫到“化境”時是沒有法則的，是隨心所欲地寫。我寫小說，從來沒有列提綱，寫長篇小說也沒有提綱。有的作家確實會遵循一套模式，從故事情節到人物說什么話、做什么事都好像填空一樣填起來，我記得過去有一部小說《保衛延安》就是這樣的作品，今天還有作家是這么寫的，但我覺得填空式的東西是僵的。一是缺少才情，二是缺乏豐厚積累，三是作品寫出來了然無趣。我自己喜歡即興式寫作，作品中很多人物對話、情節、做事，我一分鐘前都還不知道，寫到那就自然出來。

澎湃新聞：關于《天下無賊》，您說過“小說是我的，電影是馮小剛的”，您覺得他的改編違背了您作品的原意嗎?您還喜歡跟影視劇合作嗎?

趙本夫：應該說《天下無賊》是屬于改編比較成功的一部電影。首先他沒有脫離小說本來的價值取向，對美、對善意的呼喚沒有改變。中間他增加一些電影元素，包括玩各種手法、斗智，小說不可能表現那么多。但它畢竟跟小說還是不一樣，電影中最后王薄死了，我小說里最后沒死，而是被警察一路跟蹤。大的結局其實還是雷同的，但是電影中的視覺訴求，肯定希望更強烈刺激，小說會比較從容、有回味的余地、相對冷靜一點。電影比較血腥一點、刺激一點，結局的大體走向是一樣的。

影視改編這件事順其自然，坦率地講，如果有人愿意改，而且他確實有能力、有實力改，我不反對。但我絕對不會為了影視，就把小說往影視方面寫，這樣會傷害文學作品。對我來說，我主要就是寫小說，需要忠于一些自己的東西。一部好的小說一定要有宗教感，就是對一種東西的執著、追求。這也是我看中國文化里的一部分，因為中國文化幾千年延續至今，其實不僅靠聰明，在某種意義上還靠蠢笨，比如像中國歷史上的精衛填海、夸父追日、愚公移山都是傻瓜的意識，但正是這些東西讓我們有容忍任何苦難的承受力。

電影《天下無賊》海報

澎湃新聞：從您1980年代獲得大獎的《賣驢》到今年新出的《天漏邑》，您覺得《天下無賊》在您的一系列作品中處于什么地位?您覺得一部“好”小說要滿足哪些標準?

趙本夫：《天下無賊》算不錯的小說，實際上也是我比較喜歡的小說，但我覺得還不是我最好的小說。“好”的小說主要考慮文學層面的深度和容量。我寫小說一直有幾個追求，一是希望小說好讀。平時我們作家自己讀小說，沒一個小說是沉重的或者讀不懂的，讀了半天云迷霧罩的。所以，我覺得自己的作品要好讀，讀者隨便翻開一頁就能讀下去。

第二個希望它耐讀，要有更豐富的層面，不同讀者從中能讀到不同的東西，比如普通的讀者、文化水平不太高的讀小說，他們覺得熱鬧、好玩，這是一個層面;如果專家學者讀，又能讀到不同層面。作家在寫作過程中，跟最初的設想會偏離，最后寫出來什么作品他自己也不一定很清楚，所以要有不同的解讀，要讀者共同參與小說的創作。像《紅樓夢》一樣，大家都看得懂，但誰又把它真讀懂了?于是有了紅學。到現在大家還在研究紅學，紅學家會讀到更深的層面，不斷地解讀它。如果一個作品最后沒有解讀的空間，只是很熱鬧，但在熱鬧之后，對人的靈魂、精神沒有擊打力，那么這部作品是很淺薄的。

第三個，我一直很想追求寫出中國氣派的東西，這個作品要具有唯一性。改革開放以前，中國的文學在“左”的路線里，大家都是高大上，人性、生活的復雜與耐人尋味沒法寫。現在有很多人寫個人隱私與情感，這其實是社會、文學的進步。但作為我這一代作家來講，很少去談個人化寫作，還是比較關注社會性話題，因為有一種天然的責任感、憂國憂民、關心國家大事。改革開放后，西方文學和世界很多優秀作品譯入中國，大家都讀，也受到很多啟發，也汲取了營養，但是像1990年代很多文學思潮，那是一個不成熟的年代，大家都在模仿學習，模仿之后，大家開始思考中國的文學是什么樣?作為一個數千年文明古國，積淀豐厚的國家，中國作家最終還是要寫出具有中國氣派的文學。所以我覺得一個作家現在如果寫出一部作品，你能從中看出一個西方或者世界上一部名著的影子，在我看來是他的一種失敗，那說明你還在模仿。文學的背后是哲學，東方的哲學思想總體是朦朧、渾沌的，西方是清晰分辨的，就像西畫一樣，而中國畫和它很不一樣。所以中國文學應該在汲取世界文學營養、開拓視野的基礎上，追求作品的唯一性。

為讀者簽售

澎湃新聞：這本新書《天漏邑》，您為何會想到這個題材?

趙本夫：小說的形成最難說，有時候可能受多種觸動。這部小說從我緣起構思到開始寫大概隔了七八年，真正寫用了不到兩年的時間，前后十年，有很多觸動。比如里面提到縣長叛變問題，我有一位親戚，她參加地下黨，被日本人抓到，受盡酷刑，但是她沒叛變。我問過她，你真的疼得受得住?你真不怕?她說哪個不怕?怕!她說真一上刑我就火了，因為我這位親戚脾氣很暴躁，很強的一個女人，跟我母親是好友，叫她五嫂子，我母親說她嫁過來以后兩個人整天打架，因為脾氣都不好，她就是這樣，天不怕地不怕。五嫂子說：真給我上刑，我就火了，奶奶的，你們真打我，我就不招。所以她能一直堅持下來。像叛徒這件事，我過去看文學作品《紅巖》，有想到這個話題，現實生活中有時候看報道說歹徒行兇，很多人圍觀卻沒人出援手，于是我們很憤怒，質問為什么不幫他。我有時會想，如果我們在場，我們會不會出手?面對兇殘、死亡的時候我們敢不敢出手?這對每個人都是考驗，也是一個觸動點。

再有就是我寫這部小說另外一個原因是祖上是浙江衢州，其實是南宋王朝的趙姓后裔，南宋滅亡時，小皇帝南逃，最后被元兵追趕、跳海。我的先人走了一步險棋，帶著族人對著元兵跑，元兵從北往南追，他就往北去。他想如果撞上會被殺掉，如果鉆過去就安全了，所以當時跑到山東長清縣，一直到了明代萬歷年才遷徙到了徐州豐縣。在這個地方，許多村莊隨便一問都有幾百年甚至上千年歷史，有很多朝代有強大的國家機器、有最杰出的人才，但是政權最后沒有維持住，為什么一個村莊、普通的自然村落，卻能一代代繁衍生息，平靜地度過千年。這些都觸動了我的寫作。

新作《天漏邑》，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澎湃新聞：能具體談談小說中您塑造的“非典型英雄”嗎?

趙本夫：我們的很多文學作品都有寫到叛徒，從《紅巖》開始有很多有名的叛徒，但我覺得過去寫叛徒基本上都是臉譜化，要么因為政治信仰問題，要么人品、人格問題，就是個小人，太臉譜化。我覺得這不太符合人性的真實，所以想還原一個叛徒，他叛變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酷刑下疼得受不了，但是他也不認為叛變是對的，自己也受到道德、良心的譴責，但他就是疼得受不了，所以出賣了戰友。他其實更恨日本人，也會去報復日本人，為什么?因為他遭罪了。我要探索人性當中脆弱的承受力究竟有多大，精神和肉體究竟有多大能力。這個叛徒人物，我認為可能是個突破。

澎湃新聞：許多評論家與學者將您的作品放在“江蘇文壇”、“江蘇文脈”中考量，認為您在其中算是“異數”，在您自己看來，您在江蘇文壇處于什么地位?

趙本夫：我在江蘇作家里屬于另類，因為江蘇文化給外界的觀感就是江南文化，細膩、綿軟，但是江蘇文化有兩塊，我家是徐州豐縣，那里是漢文化，與江南文化完全不同，所以我的風格比較粗獷、霸氣一些。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很重要，因為這片土地傳承下來的民風、教養、性格對一個人成長有很大影響。徐州歷史上是兵家必爭之地，這里從春秋戰國、三國一直到淮海大戰都是戰場，那和蘇州地區傳統的豐衣足食、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安寧的生活就十分不同。蘇南老百姓在一起談天的時候，會坐在門前竹椅上搖搖晃晃地談金戒指、談耳墜子，但北方老百姓哪怕是農村的，都很關心國家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