陜西人民藝術劇院的話劇《白鹿原》，該劇目前正在全國巡演

陳忠實先生的小說《白鹿原》是代表了中國當代小說創作高度的杰作，它對20世紀中國農村發生的巨大變遷的深刻描寫，從一個獨特角度揭示了中國社會在現代化進程中的艱難轉型，以及傳統的社會結構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的質的改變。他的描寫與敘述看似只集中于白鹿原這個陜西渭河流域關中平原的小村莊，然而通過這個小得不能再小的社會細胞，讀者卻看到了有關中國近現代社會發展的宏大敘述無法體現的更為充盈的文化內涵。

話劇《白鹿原》的成功，源于它給觀眾帶來的思想與情感兩方面的沖擊，這當然與小說的豐厚支撐有關，但也不能輕視孟冰的改編，因為他的改編本讓小說獲得了更濃縮的表達。小說和戲劇以白鹿原上白嘉軒和鹿子霖這兩個家族為主線，就像一幅漸次展開的卷軸畫，表現了這個村莊從滿清王朝的覆滅開始，經歷國共兩黨數十年膠著的此消彼長，其中又包含了抗日戰爭這一重要變數，最后以新中國成立之初的土地改革為終結的半個世紀里的動蕩與變遷。這是近現代中國大規模變遷的縮影，然而在這一動蕩的過程中越來越清晰地顯現出來的，卻是其中亙古不變的文化力量。從小說到戲劇，《白鹿原》的筆觸始終在描寫大背景的劇烈變化，然而更體現作者意圖的卻是從中發掘出的那些永恒的人文價值。這樣的敘述結構是文學藝術史上鮮有的創造，但是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假如沒有編劇孟冰的改編，小說的這一隱含的特征，恐怕未必可以如此直接地為人們所領悟與把握。

確實，話劇《白鹿原》的改編之難點，就是要把這部50萬字的長篇小說濃縮成兩個多小時的舞臺劇，同時還不能舍其精華。編劇沒有機械地重復小說的故事線索，他有意識地強化了白鹿原上白、鹿兩姓的恩怨情仇，兩姓大戶猶如跳雙人舞般地衍生著層出不窮的嫌隙、沖突，明爭暗斗。他們代復一代地為了地產、房產，同時更是為了在原上的威望與家族臉面而傾軋和較量，親情和欲望的不期然介入，又使這場曠日持久的博弈，更具立體性與豐滿的意味。這條主線貫穿全劇，而遙遙地超越其上的，是中國近代以來社會發展進程中一個經常被有意無意地忽視的真理——多少年來，在白鹿原這個封閉的社會環境里，白、鹿兩姓互相競爭相互算計，無數次此消彼長的輪換中，始終有兩股神秘的力量，在維系著這些基層社會單元的均衡。將近一個世紀以來，我們一直將傳統社會中以血緣關系為紐帶形成的宗族關系和在這樣的社會結構中形成的倫理道德體系，看成是中國走向現代化的主要障礙，然而，話劇《白鹿原》恰恰用藝術的方式，彰顯了這兩者對于中國人的重要性。經歷了數番激烈的社會動蕩之后，我們還需要深刻了解與領悟幾千年傳統社會中不變的宗族關系和倫常體系的積極意義，從中體悟中國人應對異族與自然的挑戰時累積的生存智慧，學會如何恰如其分地應對人與人的關系、人與自然的關系中不斷出現的復雜情勢，實現他們對財富與尊嚴的雙重追求的目標。傳統社會人們普遍認同的宗族結構與倫理道德，曾經是維系社會穩定的關鍵因素，在社會轉型期的今天，它依然具有無可懷疑的力量，既有助于避免社會完全失序，更成為保證良好人倫關系的關鍵因素。正如小說《白鹿原》，尤其是在話劇《白鹿原》里更尖銳地揭示的那樣，諸多有民族責任感的思想家和革命家經過將近一個世紀的努力之后，終會發現我們還需要補課，那就是重新認識與調整人際關系和道德秩序，舍此，中國至少中國農村就無法恢復其原有的活力。

我們一直強調包括戲劇在內的各藝術門類都要注重反映現實，但是對藝術和藝術家們反映現實的要求，不能膚淺和簡單化地理解，尤其不能重蹈1958年那個特定年代僅把現代戲創作局限于“回憶革命史，歌頌大躍進”的狹隘范圍內的創作偏向。如果僅僅從這樣的角度要求戲劇反映現實，那么戲劇就只能成為政策的圖解和政治傳聲筒，就無法起到藝術之不同于人類其他精神創造形態的特殊功能。話劇《白鹿原》的編導和演出團隊對現實和人生的思考之所以有其無法替代的價值，就在于作品切入白鹿原這個社會細胞，活色生香地表現出戲劇人物的性格、情感和精神取向，借此表現出作者對現實歷史的把握。在時代動蕩中洞見恒常，就是話劇《白鹿原》在思想和藝術上探索重大突破的創造性路徑。

戲劇需要用戲劇化的手段，將作者對中國社會的深刻思考轉化為舞臺上的人物、故事和表演，因為戲劇表現社會人生之不同于政治、經濟的理性研究，就在于戲劇不滿足于在宏觀的層面勾勒社會整體的樣貌，它要通過感性化的細部，通過特定的人與人具體生動的關系，折射出廣闊的社會與人生圖景。如果說在中國農村社會結構的描述上，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提供了政治視角，費孝通的田野調查提供了社會學視角，那么，陳忠實和孟冰則通過小說和戲劇，提供了文學藝術的視角。他們的認識與把握是否正確與準確，需要經受時間和實踐檢驗，當然也不宜倉促地斷言這就是不易的真理。但是如果僅因其結論不同于流行教科書對社會歷史的宏觀描述，就粗暴地予以指斥或否定，那就很容易閉塞藝術家用自己的眼睛和心靈感受、觀察和思考中國現實的通道。

眾所周知，在陜西人藝上演話劇《白鹿原》之前十年，北京人藝就已經演出了由孟冰編劇、林兆華導演的同名話劇，而且這兩個劇本的差異并不算太大。然而，兩個版本的舞臺呈現卻迥然不同，盡管我們很難簡單地度量兩者的優劣得失，但是陜西人藝版的話劇《白鹿原》找到了通過舞臺化的手段凸顯西部風格的方式，數十位群眾演員的表演尤其別出心裁。他們身著具有強烈的黃土高原標志的暗色調服裝，他們的行動與言論，以象征的方式代表著白鹿原上民眾的集體無意識，劇中群體性的表演雖然明顯受到希臘悲劇演出形式的影響，但卻比希臘歌劇里的歌隊有更強的戲劇性功能。對于話劇《白鹿原》而言，這個由數十位演員構成的群體并不純粹是輔助性的，他們就是白鹿原上生活著的大眾，是白、鹿兩姓的族人，是佃戶農民，他們不僅是白鹿原上發生的那些大小事件的旁觀者，其實他們也始終參與其中。他們的旁觀與參與構成了在主角和配角之外的另一個彌散性的戲劇空間，并且更強化了戲劇的隱喻功能。所以，構成話劇《白鹿原》中紛繁多元的戲劇沖突的，不僅有兩位主角所代表的兩大家族的爭斗，有圍繞他們的復雜勢力(尤其是他們分別代表的儒家文化和超現實的神秘因素以及欲望的投射田小娥，還有各路政治勢力角力中的軍閥等等)，還有這些群眾演員所象征的普通民眾。群眾演員恰好在表演上形成了一個動蕩中凝固的團塊，用超越個體的形態在舞臺上流動，他們增添了劇作的厚重感，同時也為這部作品提供了罕見的深度。

特別值得指出的還有作品首演之后的不斷加工打磨。盡管該劇首演以來相繼獲得西安和北京觀眾的高度評價，但編劇孟冰和陜西人藝并沒有因此而滿足，相反，在第二輪演出之前，他們針對觀眾與部分專家的意見和建議，再一次對全劇做了細致的修改，尤其是刪去了其中與劇情無關的枝蔓，比如初稿中鹿兆鵬為得到白靈的愛情顯得太有心計，似乎他的革命只是謀求私欲的裝飾，劇中人也有一些并非必要的、有關性的直露且粗俗的臺詞。經過修改后的話劇《白鹿原》所剔除的這些部分，或也不無藝術和思想的價值，但如何更集中地顯現戲劇想要表現的主旨，始終是藝術家所應把握的創作原則，畢竟這些情節與語言，很容易將觀眾的注意焦點引向劇情主線之外，也容易遭受刻意尋求淺顯的劇場效果的媚俗之譏。相信修改打磨后的話劇《白鹿原》會有更強的生命力，而優秀的戲劇作品只有在反復演出過程中才有可能達到完美的舞臺表現，編導的所有思想與藝術的追求，也才有所附麗。在今后的演出中，相信話劇《白鹿原》還會更加精益求精，它或許仍不完美，但是卻充滿生機地走在通往完美的路上。

《光明日報》(2016年11月21日15版)

（作者系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