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中國人來說，一年之中所有節日里，春節是最大的。春節是辭舊歲迎新年的日子，在那些傳統的儀式和規矩中充滿了敬畏與守望的意味。過年，是國人共同分享的記憶，從傳世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處于不同時空中的作家對于春節有著怎樣的體驗和觀察。在梁實秋、魯迅、張愛玲、老舍、豐子愷、沈從文等文學名家的妙筆之下，過年的場景更具有了獨特的意蘊：

梁實秋先生生于1903年，親歷了晚清和民國之交北京的社會生活，他在《過年》一文中對中國傳統“老式”過年習俗進行了回憶。很多人是在長大了以后，對過年的熱情才漸漸消減，而梁先生則說自己是小時候不喜歡過年。所以，他在文中對當時年俗的描寫也是以一種幽默調侃的口吻展開的，比如“街上除了油鹽店門上留個小窟窿外，商店都上板，里面常是鑼鼓齊鳴，狂擂亂敲，無板無眼，據說是伙計們在那里發泄積攢一年的怨氣。大姑娘小媳婦擦脂抹粉的全出動了，三河縣的老媽兒都在頭上插一朵顫巍巍的紅絨花。凡是有大姑娘小媳婦出動的地方就有更多的毛頭小伙子亂鉆亂擠。于是廠甸擠得水泄不通，海王村里除了幾個露天茶座坐著幾個直流鼻涕的小孩之外并沒有什么可看，但是入門處能擠死人!”“火神廟里的古玩玉器攤，土地祠里的書攤畫棚，看熱鬧的多，買東西的少。趕著天晴雪霽，滿街泥濘，涼風一吹，又滴水成冰，人們在冰雪中打滾，甘之如飴。”這些風趣的“吐槽”令人讀來不禁莞爾。

魯迅先生對于舊歷年的態度似乎非常平淡。1934年，他在一篇題為《過年》的文章中說，“我不過舊歷年已經二十三年了，這回卻連放了三夜的花爆，使隔壁的外國人也‘噓’了起來：這卻和花爆都成了我一年中僅有的高興。”可見，魯迅先生對于舊歷年一向是很冷淡的，如1934年一般的過年的興致在他的一生中也是極少的。

1946年初，張愛玲由上海往溫州尋找胡蘭成，途中她寫下了三萬多字的札記——《異鄉記》，其中談到了她所見到的農村過年殺豬等細節，擬人化地寫出了當時被殺的豬的心理：“尖刀戳入豬的咽喉，它的叫聲也并沒有改變，只是一聲聲地叫下去。直到最后，它短短地咕嚕了一聲，像是老年人的嘆息，表示這班人是無理可喻的。從此就沉默了……”

作為老北京人的代表，老舍先生對于老北京的年俗是如數家珍。1951年，他專門寫了一篇《北京的春節》，來描寫北京春節前后的日程、活動、吃食、禮儀、景觀等：“過了二十三，大家就更忙起來，新年眨眼就到了啊。在除夕以前，家家必須把春聯貼好，必須大掃除一次，名曰掃房。必須把肉、雞、魚、青菜、年糕什么的都預備充足，至少足夠吃用一個星期的——按老習慣，鋪戶多數關五天門，到正月初六才開張。假若不預備下幾天的吃食，臨時不容易補充。還有，舊社會里的老媽媽論，講究在除夕把一切該切出來的東西都切出來，省得在正月初一到初五再動刀，動刀剪是不吉利的。這含有迷信的意思，不過它也表現了我們確是愛和平的人，在一歲之首連切菜刀都不愿動一動。”

豐子愷先生的漫畫一向以意境雋永而聞名，他在散文《過年》中對春節的回憶也充滿了樸實的生活氣息，還從中找到了自己與美術的緣分：“記得那時我所欣賞的，是‘六神牌’和祭品盤上的紅紙蓋。這六神牌畫得非常精美，一共六版，每版上畫好幾個菩薩，佛、觀音、玉皇大帝、孔子、文昌帝君、魁星……都包括在內。平時折好了供在堂前，不許打開來看，這時候才展覽了。祭品盤上的紅紙蓋都是我的姑母剪的，‘福祿壽喜’‘一品當朝’‘連升三級’等字，都剪出來，巧妙地嵌在里頭。我那時只有七八歲，就喜愛這些東西，這說明我與美術有緣。”

沈從文的創作常常以湘西為背景，以至于他已成為湘西的一個文化符號。對于湘西的年俗，沈從文先生也在《憶湘西過年》中進行了回憶：“我生長的家鄉是湘西邊上一個居民不到一萬戶的小縣城，但是獅子龍燈焰火，半世紀前在湘西各縣卻極著名。我憑頑童資格，和百十個大小頑童，追隨隊伍各處走去，和大伙在炮仗焰火中消磨。玩燈的不僅要憑氣力，還得要勇敢。為表示英雄無畏，每當場坪中焰火上升時，白光直瀉數丈，有的還大吼如雷，這些人卻不管是‘震天雷’還是‘猛虎下山’，照例得赤膊上陣，迎面奮勇而前。我們年紀小，還無資格參與這種劇烈活動，只能趁熱鬧在旁吶喊助威。因為始終能跟隨隊伍走，馬不離群，直到天快發白，大家都燒得個焦頭爛額，精疲力盡。隊伍中附隨著老漁翁和蚌殼精的，蚌殼精照例多選十二三歲面目俊秀姣好男孩子充當，老漁翁白須白發也做得儼然，這時節都現了原形，狼狽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