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陳獨秀在上海創辦了《青年雜志》，后易名《新青年》。當時的人沒有料到，這份雜志的問世竟改寫了文化的地圖。如今翻看其間的文字，依然能夠感受到其內發的熱度。

胡適是《新青年》的主要作者之一，他是實驗主義信徒，主張懷疑，慎談信仰。他留學時之所以考慮白話文的問題，與翻譯有關。西洋辭章里的概念，古語里沒有，如何放置?西洋人寫文章，很少用典，附會先人的詞語亦稀，我們何以不如此?

1917年，陳獨秀推出了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此文從文章學的層面談到“八不主義”：首先，須言之有物;第二，不模仿古人;第三是須講求文法;第 四，不作無病之呻吟;第五，務去濫調套語;第六，不用典;第七，不講對仗;第八，不避俗字俗語。當時，應用文的八股化很嚴重，這些看法針對酸腐的古文而 發，顯示出胡適拯救漢語書寫的愿望和雄心。

“八不主義”的背后，其實是歷史觀念的外化。胡適在《歷史的文學觀念論》里說：“一時代有一 時代之文學。此時代與彼時代之間，雖皆有承前啟后之關系，而決不容完全抄襲;其完全抄襲者，決不成為真文學。”胡適覺得文章應當心口一致。白話強調談話 風，引進聊天語言，因為這個語言里邊有生命的溫度，它是從血液里流淌出來的，而不是因文造情的虛假的東西。

《文學改良芻議》流露出一種 把文學作為工具來看的觀點，后來被不少人批評。文言文有缺點是毫無疑問的，可是文言文也有一種美。白話文被單純地工具化時，漢語的內在審美機制被抑制了， 完全把語言的形式和內容區別開來，也把其復雜性簡化了。這是胡適在提倡白話文的時候沒有意識到的。

陳獨秀走的路更為極端。他覺得胡適還 是改良主義，不如革命為好，于是拋出《文學革命論》。其中提出了三大主義：第一是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立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第二是推倒陳腐的 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第三是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立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三大主義自有其道理。文學承 載著一種社會的責任，這是毫無疑問的，直到今天，我們也需要這樣的文學。然而，文學有時候也是個人的，并且，越是個人的可能越是社會的，文學的形態頗為復 雜，具有無限種可能性。陳獨秀獨斷主義的口氣在后來的文化里被放大，負面的效應也不可小視。

當時，呼應陳獨秀的多是北京大學的教授。錢 玄同、朱希祖等都為之擊掌，劉半農、沈尹默、李大釗等人也加入進來。錢玄同在《反對用典及其他》中說：“唐宋四六，除用典外，別無他事……至于近世《聊齋 志異》《淞隱漫錄》諸書，直可為全篇不通。”朱希祖的觀點比較平和，他認為白話文就像我們穿的普通大褂，文言文則是綾羅綢緞。劉半農也鋒芒外露，批判當時 的古體詩寫作“已成假詩的世界”，類似的觀點，在青年學子那里也被普遍認可。

有學者將五四以來的文學新風定位于“談話風”的建立。其中 胡適功莫大焉，他從《新青年》諸人那里看到美文內在的玄機，認為眾人的筆觸是心口如一的外現。“談話風”并非一般口語的流瀉，而是內在修養的自然表達。用 張中行的話說，好的文章均非用力可為，聊天式的表達親切而有內力。這樣的文風，現在得之者亦不多。

遙想孔老夫子當年留下的文字，也是談話的片斷，那些精彩詞句都非正襟危坐的產物，而是心性的自然流露。魯迅《阿Q正傳》開篇就是聊天，似乎漫無所致，但機智幽默，其智性豈是常人可以得之?胡適的《白話文學史》，用的也是談話體，本真，自然，深入淺出，閱之頗有意趣。

晚清是眾聲喧嘩的時代。比如“新民體”，發表宏論，氣勢如虹，其佳處是有偉岸的力度在，但易流入浮華是自然的了。這類文章最漂亮者，屬梁啟超無疑。“新 民體”后來被五四新風代替，仿佛沒有多少過渡，一晃就過去了。我猜想，一是其銜接的還是道統，泛著歷史的舊魂，與今人的生命感覺相去甚遠;二是五四時期， 六朝以來的文學溪流尚在，加之英法日諸國文章的輻射，遂有知識而含性靈，自我意識緩緩地流溢。這是更個人化的美文，已經從根本的層面脫離了梁啟超的“道之 文”的窠臼。白話文的勝利，其實就是自由意志的勝利。

今天看五四前后的白話文，如同剛脫了長袍的人的漫步，隨和自然多了，行走間已沒了 框子，松弛有度、急緩相間，歌之舞之而無禁區。那些文人自由談吐，任意東西，語體散著古老的幽思和山林的氣息，日常性與神秘性兼具，文章的格局大不同于過 去了。老式的白話文都是市井里的風景，而新文化運動帶來西洋的流彩，也喚回了遠古的美的靈思。